文/齐毅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一文刊登在齐齐哈尔市文史资料第三十九辑中，作者王秀英。王秀英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间，担当了齐齐哈尔广播电台台长，文章回忆了文革期间被打倒，以及受到种种虐待和折磨。
王秀英， 一九五八年调到齐齐哈尔广播电台任台长，在此前她一直任职为齐齐哈尔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各级领导者都受到了冲击，任广播电台台长的王秀英也不例外，造反派在病房中带走了正在生病住院的她。就此，王秀英厄运也就拉开了帷幕。先是戴纸糊的高帽，挂大牌子，用墨汁涂黑脸，然后跪在地上，从广播电台那儿，爬行到龙江饭店（今天的中环广场）；市公安局（今天百货大楼北侧的大坑那儿）；最后是第一医院。一路上嘴里还要说着"我是走资派".一路上嗓子说哑了，手和膝盖都磨出了血……
批斗会前，走资派牛鬼蛇神都得挨上一顿揍，拳脚相加，大嘴巴扇的啪啪作响。批斗会上，这些走资派、牛鬼蛇神都得站在凳子上，两侧的人把走资派的双手向后高抬起来，屁股自然撅起，这叫喷气式，一撅就是个把小时。批斗会完事后接着就是站在汽车里游街示众。许多人熬不过这样的折磨，自己了断了生命。如当时市委文教书记张蒲家的夫人就扔下了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
文中又说到，非法拘禁在牛棚里，年三十家里给送饭，看守拒收，并说道："牛鬼蛇神过年吃什么好的".一声长叹，那会儿究竟是怎么了，人鬼颠倒，无法无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这篇文章开始对标题还不太理解，感觉作者是不是叙述自己走的是怎样的路，但看完文章感觉到作者在那段时间里已经是无路可走，只能用自己的清白来支撑着活着的信心。
看完这篇文章想了许多，想起刘姓同学说他的一件往事。文革开始，他的父母都关进了牛棚，还是分别关在两个地方。那年中秋节的晚上，天还下着雨，七岁的他和大他五岁的哥哥去给父母送饭，送完饭哥哥骑车带着弟弟冒着雨往回走，一下就骑到沟里，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回到家里小哥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放声大哭。
文革一开始，天天开批斗会，母亲单位也是如此。那天去母亲单位吃中午饭。休息室里，几个造反派废寝忘食地忙碌着，他们为下午的批判会准备着道具，纸糊的高帽，纸壳的牌子，这时一个造反派头头进来说，高帽和牌子都是纸质的，没有重量，这是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敷衍，必须让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没一会，8号铁丝焊成的帽子拿来了，纸壳的牌子换成了五层胶合板，挂脖子上的布条，改为细铁丝。不知道这道具最后给谁用上了，看着就恐怖。
当时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党委书记王云汉，住在我家不远处，那么大书记必然是批斗的对象。开始关牛棚，抹黑脸、喷气式就不用说了。后来可以回家，但回家是两个背着枪的造反派押送，王云汉脖子上还得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王云汉",并在名字上画了叉，就像要枪毙似的。王云汉来回上下班就像街头的风景，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围观着，扬土、扔石子常有发生，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
这是龙华路上的一个大门，这大门封闭好多年了。文革那会儿，这个大门里面的部队在齐齐哈尔市支左（支左是文革期间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记得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我那会儿九岁）路过这里，这里的道路被很多坐在地上的人堵住了，人群两侧各有一辆汽车，汽车上装的都是铺路用的青石块，有拳头大小，人群的里有拿镐把的，又拿用四分铁管斜着切割成扎枪的。父亲马上带我走开。告诉我，快走，这里要打架。
当下，个别餐馆为招揽顾客掺杂着表演，表演的内容就是文革那会儿的歌曲或是舞蹈，饭店的工作人员也都穿上草绿色军装，扎上腰带，戴上绿色的帽子，胳膊上还要戴上红袖标。饭店的装修上也是文革化，墙上是文革的粘贴画，甚至服务员也要用当年的"语录"进行对话。
看到服务人员的这身打扮，以及他们说出的话语和这种环境，一下就把思绪拉回到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不管别人怎么开心的笑，我的确笑不起来，因为我目睹过批斗会，见过抹黑脸剃鬼头的，更见过人格被肆意践踏的，我真的笑不出来。我想，若王秀英老人看到这样的环境，这身打扮，这样的表演，心里该怎么想，没准再好的饭菜都难咽下。
那个年代给予走过来的人就是一种纹身，是在大脑皮层上的纹身，很难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