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逸
　　
　　文人大量写作田园诗自陶渊明始，而陶渊明最初的身份就是“隐士”（钟嵘称之为“古今诗人隐逸之宗”）。于是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田园与隐逸的主题总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唐人的诗歌里也表现得相当突出。王孟的诗歌中有很多歌颂隐逸的作品，而多数都以田园为依托，俨然隐士之形象。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和精神世界，又与真正的隐者如陶渊明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不管怎样，对于陶、王、孟等诗人来说，这些表现出隐逸主题的田园诗歌大都创作于壮年，即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建功立业的年龄，是“仕”是“隐”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一个人生选择上的矛盾。这也是中国每一个封建士大夫面临的共同问题。然而范成大在写作田园诗的时候则基本不存在这一问题。范成大早年仕途顺畅，官至参知政事，尽管在官场也是屡有挫折，但仍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出使金国亦圆满完成任务。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也主要是壮怀激烈的爱国诗和针砭时弊的政治诗。而田园诗则主要作于五十七至六十八岁退居乡里期间。对于这样一个老人来说，已经基本不存在什么“仕”与“隐”的选择问题了。因此，范成大的田园诗与隐逸的主题无关，这是与前代田园诗歌的一个很大不同。
　　
　　为什么要论及这一点呢？我觉得对“隐逸”的强调实质上是对自身际遇的关注与强调。陶渊明早年抱有“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孟浩然也一再申言：“忠欲事明主”“端居耻圣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因此当官场不得志的时候，就会想到隐逸，歌颂隐逸，而隐逸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因此他们关注的仍是自身，其诗作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体验的书写。田园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田园，更是一种理想的寄托，心灵的栖所。而范成大不同，他在官场上已经比较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隐逸对他来说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对自身的关注已经不是那么多了。所以在范成大的诗歌里，我们看到，隐逸主题的缺失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关注点由知识分子自身转向了下层民众。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
　　
　　二、田园风光
　　
　　对田园风光的描绘始于陶渊明，而在王孟处达到鼎盛。陶渊明对田园风光做的是极简单质朴的描绘。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正如钟嵘所言：“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是朴实的明白如话的“田家语”。而他的写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与自己的劳作结合在一起，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田园风光作为一种不同于尘世的日常生活的背景来体现。而王孟的写景就要比渊明精致许多，如“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等，盛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渐趋合流，而盛世下的知识分子也将对于山水的审美趣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相对于陶渊明来说，他们从山水中体会了更多的美感，也更能写出盛世的气象，但同时也将这种审美更加彻底文人化。田园在他们的诗中已经完全成为客观的外在的审美对象以及一种表达自我闲适心情或超然姿态的媒介。
　　
　　这一主题的表现到了范成大手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范成大对于田园景观的描述从艺术上来讲看似不及王孟，实则各具特色。王孟的诗若是山水图，范成大的诗实在是风俗画。范诗中所表现的景观不再与山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是带有更加浓郁的生活气息。如《四时田园杂兴》中：“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晌开。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再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景观的描述，范诗与王孟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别。王孟对景观的描摹常常选取较宏大的意象──这也是盛唐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但范成大的诗中，很少出现宏大的意象。我们看上面两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他的诗中更多地写土地、花草、菜田、农舍、鞭笋、梅子、杏子、麦花、菜花、篱笆、小虫等，都是与农家生活紧密相关的事物，因此他的诗具有更加浓郁的生活气息，显得更加贴近农人的日常生活而并非只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活动。这种生活气息在王孟的诗中是很少看到的。范诗的写景也常常与农家的生活与劳动相结合，这一点与陶渊明是有相似之处的。如：“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再如：“污莱一棱水周围，岁岁蜗庐没半扉。不着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这又涉及范诗的另外一个特点──对于农事和农家生活的关注。
　　
　　三、农事和农家生活
　　
　　王孟的诗歌很少涉及农事和真正意义上的农家生活。他们只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其实很类似于今天的城里的富翁们过腻了都市生活，在周末开着宝马奔驰到郊区去兜风观光，去住农家院吃农家饭。他们是田园之外的人，他们只能“走近”田园。而真正“走进”田园的则是陶渊明和范成大。陶渊明是亲自参加农田劳动的，有收获粮食的喜悦，也有挨饿或者房屋失火的遭遇。这一点也与王孟划清了界限。
　　
　　而范成大的诗与陶诗又稍有不同。范成大未必亲身参与了劳动，但他就生活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人身边，因此对他们的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验。他笔下的农家生活相当丰富，同时也是极富情趣的：“寒食花枝插满头，茜裙青袂几扁舟。一年一度游山寺，不到灵岩即虎丘。”这写的是春日妇女出游。又如：“千顷芙蕖放棹嬉，花深迷路晚望归。家人暗识船行处，时有惊忙小鸭飞。”写家人在芙蕖深处寻找嬉戏而迷路的小孩，颇有李清照《如梦令》的味道。再如：“村巷冬年见俗情，邻翁讲礼拜柴荆。长衫布缕如霜雪，云是家机自织成。”写的是冬至时节邻里相互拜会。“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斗，知有行商来买茶。”这是以动写静，表现农家午间的清静之境。“黄尘客行汗如浆，少住农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盘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这里写质朴的农人留过路的客人饮水乘凉。而对劳动场景的描绘也十分生动，处处体现着农人的朴实与乐观：“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写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打稻场面。“百沸缲汤雪涌波，缲车嘈囋雨鸣蓑。桑姑盆手交相贺，绵茧无多丝茧多。”写的是缫丝的场面。“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写劳作时男耕女织分工不同，而小小年纪的童孙兴意盎然地参与到田间劳动中来。由上述一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范诗也写农家生活的情趣，但与王孟不同。王孟的情趣是个人的小情趣，或是局限在一个小的交游圈子里的文人情趣，而范成大笔下农家生活的情趣则是他周围的农人这一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大乐趣，而并非局限于自身。而范诗所写的劳作亦与陶渊明的躬耕不同。陶渊明所写的田间劳作多为自己的切身体会，但也常常仅局限于其个人，而范诗所写的对象依然是他周围庞大的农民群体。最可贵的一点是，他不仅仅写到农家生活的趣味和参与劳动的快乐，也写到了官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农民所怀的悲悯之心，如：“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催税急于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织夏衣。”又如：“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锺输一斛，尚赢糠麧饱儿郎。”两首都写租税颇重，一年辛勤劳作下来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另有一首刻画得更加深入：“采菱辛苦废犁鉏，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田租交不起只能以在水上采菱为生，但就连湖面也是要收租的，总之是逃不开租税的束缚与压迫。从而反映了当时农人日常生活的另一面──饱受剥削与压迫的悲惨遭遇，其中还透着诗人对于时政的批评与讽谏。
　　
　　在范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王孟诗中单纯的田园牧歌般的快乐与闲适，更有泥土的气息和辛酸的血泪。这可以看作是对《诗经·豳风·七月》传统的一种强有力的回应──真正的田园诗或者应该称之为农家诗，不单单应该有对田园风光的客观化叙述，应该有对泥土与血汗的关照。而文人创作的田园诗更应该带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对于天下苍生的大关怀。其实范成大的田园诗中继承了更多元白的“新乐府精神”，即一种关注民间，关切民生疾苦的精神。或者说，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具有这样的现实关怀，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莫不如此。这一点是王孟甚至陶渊明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因此，范诗不仅仅是集大成，甚至堪称对前代田园诗的超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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