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过寥寥五年，接触过、且能留给我较深印象的老师自然更是屈指可数，可是有这么一位于老师，我一回回想起她的频次要在记忆中所有老师里居首。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为尊者讳，这里就不提起了，但我据实的描述绝非不恭：矮墩墩的身材，相貌确是十分一般，肤色不白不说，面颊上似还有着近似“高原红”的那么一种紫红，若是今天的女孩子外观如此，怕是要生几分自卑了；年龄或许和我母亲差不多，或许还要年轻一点儿，年幼的眼睛只判断出她是大人就足矣。于老师就住在学校旁一段名为“宁夏路”小巷子里，说实话，若初次见到她是在她家门口，我宁愿相信她是居委会里一位慈祥的大妈。
　　就是这样一位于老师，教过我们唱歌，教过我们画画，可是说来惭愧，我一直也未搞清她究竟是正式任什么课的老师，只肯定她不是主课老师。教唱歌，她的歌喉绝不是余音绕梁；教画画，说她画得栩栩如生，真不如说是中规中矩，按着图画课本一笔笔勾勒得一丝不苟。使我记住她并且至今不忘的，倒是缘起我自己曾经的“胆大妄为”。
　　班主任号召全班同学每人拿出一本课外读物，在教室里建了一个“图书角”，供大家课余翻阅，但谁也不得拿出教室。五十来本书，其中总有些吸引人的，于是每到课间休息便免不了你争我夺。耍胳膊根儿从来不是我的强项，但是可以扬我所长嘛。我是班里的首任班长，家又距学校极近，所以掌握教室钥匙的重任由我承担，代价是要早来晚走一些。“大权在握”的我平生第一回“以权谋私”了——廉洁从政，这课题却原来由来已久。
　　第一次是在周末，那时是在星期六，晚饭后把那件别着两道杠的外衣穿好，揣着教室的钥匙来到学校，对传达室的老校工说一声：“宇大爷，我去班里找书！”便可以长驱直入。打开教室门，打开当时家里都还未装备上的日光灯，面对“图书角”，哈哈，此时“天下皆为王土”，几十本图书任我选读。活像爱戏水的孩子扎进坑池，就撒了欢儿地享受吧！
　　尝到了甜头，不免有再二、再三，却不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直到有一次乐而忘返的时候忽听教室门响，目瞪口呆地看到于老师站在我面前。后来我听她讲，我第一次自以为得计时，她就在家里发现教室里的灯光了。从于老师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至少是没有责备，问了我姓名、住在哪儿，她只轻轻地说了句：“九点多了，回家吧，别让爸爸妈妈找不着你着急。”现在想起来也真怪了，晚间我出去又回来，父母不曾问过，似乎也未担心过；出入校门，传达室的宇大爷也从未过多盘问——他们就未曾想过我会有什么问题？那时候的人们，可能心里就是简单。
　　更怪的是，被“抓了现行”之后的一天又一天，从没有任何人向我提起过此事，几次偷眼看班主任的脸色，那才叫一个若无其事。暗自庆幸了好几天，正在考虑是否再次“作案”时，一天于老师找到了我。正是要上体育课的时候，她要我跟她去学校图书馆帮着整理图书。不少同学都用幸灾乐祸的眼光看着我偷笑，却不知我心里比他们乐得更甚——我的体育技能特差，体育课是我最怵头的课了，我宁可去洗煤球儿，更何况是去整理图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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