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与贾漫先生相识已经十几年了。
十几年的相识毕竟是短暂的，在我任职《草原》杂志社的十多年中，我们的关系逐渐由相识到相知，直至成为忘年的朋友。虽说年龄相差悬殊，但共同的追求和兴趣还是紧紧地捆住我们，难舍难分。先生的嘴唇常常留着一丝善良的微笑，但其中防御和隐蔽不少动人的诗意。我渴望走近他，走近这位孤独的老人内心的世界。先生的周围是那么多深沉的寂静，那么多未说而没能写完的诗，但当他的话语清新、纯净而又友好地从这种寂静中向我徐徐传来，我确实感到了一种幸福。先生一味地对我说，仅自编自吟着像儿童唱歌那样腼腆的表情：“我是多么害怕别人不讲真话。”先生始终把真实的自我显露在炽热的阳光下，担心粗暴的现实过于猛烈地逼近他，把他兢兢业业捧在手中一生的缪斯之神的水晶杯砸得粉碎。现实是残酷的，而先生却在艺术的大海中一味苛求，在生活的浪涛中如此谦让。先生屈身于内心的自我，羞怯地穿过当代喧嚣的文字，用刀刻般的思想把自己对现实的真实一一呈现，而且就像飘在空中的那朵云，悄无声息而又从容不迫，为无限的返照而漂泊而深思。
这么多年，我了解了贾漫先生，也认识了先生严谨而不矜持，沉静而又愤怒的文风。先生写诗，我编稿，虽说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虽说彼此居住得很近，但一年中却难得见几次面，更多的时间是打打电话，彼此问候一声。偶尔有兴趣相近的朋友相聚便邀先生来，相处的时间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因为先生年岁已高，精力有限。对于时间的把握每一个相聚的人心里都清楚，席间，先生总是在酒酣耳热之际，柔声慢语地哼唱起香港著名歌星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先生总在说，邓丽君的歌声是一种从未被世俗浸染的心灵之歌，也是一种发自内心恰如空谷足音的纯净之音，这种独特的音质也只有懂得人生内涵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望着先生沉浸在邓丽君的歌声里，那副摇着头、眯着眼，半睡半醒陶然忘我的姿态永久地留在我记忆的深处。先生时常将新写的作品拿给我，并一再嘱咐，不要急于发表，我只是想与你分享创作的快乐，当然也希望我提些看法，我却很少说些什么，因为先生写得确实好。先生不是一个光想听赞扬的人，而是皱着眉头，语气异常沉重地说，做一个人很难，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更难。望着先生的满头银发，我无语。只有像先生那样葆有孩子的纯真和哲人的智慧，才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我确信，像先生这样严肃而认真的人已经很少了。
一晃，又一晃，很多的日子没有和先生联系了。突然在某天的晚上，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帮忙校对他文集的稿件，先生的文集要出版，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和高兴的事。拿到文稿的当天，我迫不急待地阅读起来，字里行间，充溢着无穷的力量和要把一切都燃烧摧垮的激情，那一刻，我让先生的诗歌彻底征服了。先生那种不加修饰的清泉般纯净的文字和情感，我们当代的诗人写不出来了。生命的泯灭，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诗歌的永恒又是欣慰的。只要诗歌活着先生就活着。嗟乎，人不可以选择生命的长短，但可以选择生命的厚度。我为先生的不苟活而激动。当先生的文集付梓之际，先生又打电话邀几位老友，顺便又告诉我，今晚的聚会只有一个主题：只为我们能活着。我愕然，活着，为什么活着而又活着为什么？席间，他们谈了许多旧闻轶事，并且又喝了好多酒，当时，有几位老诗人哭了起来，那样的场面一生一世都忘不了。
席毕，在下楼的间隙，我执意要搀扶先生下楼，先生微醺的脸面因我的固执而显得很不高兴，他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对我说，让人搀扶的人已经太老了，需要人搀扶的人明显是老人了。我还年轻，你就不必费心了。先生的话我不得不听，就任凭先生蹒跚着微驼的背一步步挪下楼去。暗夜中，我握着先生的手不知说什么好。
先生的记忆力在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老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先生总是在极小范围的聚会中，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摇头晃脑地背诵着唐代诗人李、杜的诗。先生起初用双手捋捋银发，接着左顾右盼，最终盯在某一个人的脸上，然后，微眯双眼，醉酒般旁若无人地背诵起来。先生不背则已，一背起来就足以让人惊叹他的记忆力了。尤其是先生背诵屈原的《离骚》，那种抑扬顿挫的腔调，那种楚汉盛唐的风范，活脱脱演绎着一幅古代的诗仙们醉酒诵读的情景，我被先生的声音迷住了。偶尔先生还会问上几句，近来背诵唐诗了吗？背诵哪些诗人的作品？我一时语塞，怯怯地说，工作忙，还没有背诵呢。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背诵些唐诗好啊，尤其你又是一名诗歌编辑，更应该背诵些。此情此景，先生的音容笑貌我又怎能忘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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