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刹定林寺坐落于莒县县城城西八公里处的浮来山上,它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光阴涤荡,岁月留情,而今,这座被历史烟尘封缄的千年古刹,依旧携着古老的韵致,岁月不惊地走着迟缓的步履。将本该属于唐风宋雨的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安然无恙地带来千年之后的盛世里。
暮春的微晓,浮来山披着朦朦朝霭。我赶在第一批入山的人们之前,踏上幽谧山径。在第一缕檀烟升起时,我第一个踏进定林寺的大门。庄严肃穆的鎏金大佛,端坐在大雄宝座上,向我投来慈爱的目光。寺里的老看护,打开寺角的音箱,播放第一曲梵音。
清袅的梵曲里,我踏着脚下漫铺的方砖,穿行于静寂寺院中。千年老银杏树覆荫满院,树下有碑林匝地。这些弥足珍贵的历代遗留碑刻,被慎重的保存,并被小心珍视地排列在每个大殿前,密匝地绕院一周,静默而立。向每一个览阅过它们的来客,断断续续讲述定林寺过往的历史。它们穿越岁月烟云,历尽兴衰沉浮,逃过乱世劫难,巧妙地绕过命运的颠簸,幸运地存留下来。
它们之中最早的是来自唐朝、之后是明朝、清朝,还有近现代的。有些碑身已经断裂残破,碑文已经漫漶不清;有些却依旧光洁齐整,字迹美丽遒劲。我在一块块石碑前驻足,细细地摩挲,静静地观想,默默地倾听着,关于古刹千年,那些黯淡了的岁月,隐退了的故事。
一、佛教
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有个没落的迦毗罗卫国,有个以苦行来寻求解脱的释迦王子。面对黯淡的国族命运和无常人生,在菩提树下静坐七天七夜,日夜苦思冥想,终于大彻大悟,自觉成佛。从此,整个恒河流域都受他圣哲的教化。从此,佛学思想穿梭于世如奔流不息的恒河水滔滔不绝。
数百年后,永平七年(64年)的中国,东汉王朝进入“明章之治”的繁荣盛世。某个升平之夜,尊崇儒学的清明之主汉明帝刘庄,与已经涅槃成佛的释迦王子梦里一见。醒来后,这位东方的帝王便立刻遣派使者去西方求取佛经。几句虔诚的话语、几匹艳丽的丝绸、几件精美的瓷器、几分微薄的礼品便换回了大捆的经文。就这样,以博大精深,华丽深邃的高度文明而著称的大中华文化圈,第一次引进了一种强大的外来文化。
公元67年,迎请了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至洛阳讲法,还在洛阳城建了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自从洛阳城里有了一座白马寺,住进几个天竺僧人,从此,佛教便开始流行于中国。中国的文化格局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释儒道开始了千年长长的博弈。
很快,大汉王朝的盛梦结束了。魏、蜀、吴三分大汉天下,开启了三国大英雄时代。那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即便是现在,每当我们轻轻回首历史的来路,都还能说出很长一串属于那个时代的英雄的名字。太多拥挤的才气和纵横的豪情注定它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注定它是一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有满腹韬略的雄才,有踌躇满志的英雄梦,还有等待被征服和规筑宏伟梦想的壮丽河山。那时,天下豪杰,风云际会,逐鹿中原,赢定天下。有人叱咤风云驰骋疆场,成就了万世敬仰的千秋霸业;有人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终于坐拥江山袖手天下;有人为了打破腐朽的局势,开创梦想的新格局,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有人为了守护社稷安危,拯救苍生黎民,而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为了心中的梦想,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用辽阔豪迈的生命意志,在历史的长河里挥洒出波澜壮阔的一页,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写下精彩激扬的生命篇章,到达生命的巅峰。然而人生的确太短,短的甚至来不及完成一场梦,匆匆光阴似滚滚长江东逝水,淘尽了三国梦中的英雄们,喧腾的三国转眼已是黄昏日暮夕阳斜,转眼,魏蜀吴都归了西晋,是非成败转头空。任他昔日曹刘孙,最终整个天下都姓了司马。
在司马西晋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后,形成了短暂的统一格局。可是,这种统一的局势却犹如昙花一现。仅仅维持了三十七年。
或许,以大英雄的姿态开端的魏晋南北朝,注定路途坎坷,一路动荡不安、苦难深重。曹魏结束了,西晋开始了,不朽的英雄走了,不息的英雄梦也不再炽热,但是人类对权利的追逐和热衷永远不会停止,权利的游戏也不会因为缺少什么英雄人格的角色而停止上演,因为总会有踊跃担当英雄角色的人物前仆后继着。
于是,西晋仅仅在灭孙吴十年之后,便发生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之后,西晋灭亡,晋室南渡,于是有了东晋和五胡十六国;于是有了“五胡乱华”;有了南北朝乱世;有了近三百年的分裂混战。
乱世山河,风云善变,江山频频易主,生民朝秦暮楚,河山泣血,民心战栗。
或许人世间每一段被歌舞升平了的盛世都各有万千种繁华姿态,而那些被兵荒马乱了的乱世,却总是重复演出着一致的哀凉情节。那些被热血沸腾了的刀光剑影和无法直视的惨烈画面,始终充斥着整个的魏晋南北朝,不知尽头也没有究竟。这是真正的乱世,大地山河在狼烟烽火的摧残里渐渐失序;崩坏的礼乐,已经无法约束混沌不堪的人间;激扬的生命意志喧荡在历史跌宕的起伏中,激起无法平息的惊涛骇浪。历史:因为过于澎湃和激烈,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和沉着;因为过于荡气回肠,显露出了最苍凉的底色。在千疮百孔的大地上,凛凛的风夹杂着浓重的血腥,吠戾撕扯着狂乱地吹过,吹过醒目殷红的战袍;吹过凛冽狰狞的面庞;吹过萧条日下的山河,却吹不醒生命底处沸腾着的狂热和躁动。统治者在乱世里纵横着他们不可一世的英雄梦,卑微如蝼蚁般的小民的命运在坎坷起伏的历史褶皱里被颠簸的支离破碎,无处逃离也无处躲藏。最终:逝者,做了马蹄下一阵转瞬消弥的烟尘;生者,都成了丢魂失魄的惊弓之鸟。
无论是被称为大英雄时代的三国,还是后来被称为黑暗乱世的魏晋南北朝,只要是有战争存在,那些卑微小民就无法摆脱被践踏和蹂躏的命运。这是一个无法打破的历史性诅咒,就像他们无法摆脱那些疯狂失去理性的统治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一样,他们无法打破这个诅咒。
乱世把他们的命途逼得太逼仄,逼得走投无路,逼上绝境,他们早已不再相信时势造英雄;早已不再期望他们的统治者能够力挽狂澜救他们于水火。因为:他们平凡微贱的目光里已经饱经了太多烽火狼烟的疾苦;沧桑空虚的灵魂里已经沾染了太多乱世风尘的悲哀。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以何种理由和借口开始的战争,不管是冠冕堂皇的正义还是尔虞我诈的争权夺势,只要有人挥戈胯上战马,他们的生命就会被践踏;无论是谁做了他们的主宰者,不论是大义凛然的英雄,还是卑劣狡诈的觊觎者,只要有人用翻云覆雨的大手拨动历史的车轮,他们就会被疯狂的齿轮碾压得粉身碎骨。
魏晋南北朝是病入膏肓的神志不清者,苟延残喘又丧心病狂,已经没有人的力量可以使它妙手回春起死回生。饱受了过度惊吓和摧残的人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内心处于绝望和崩溃的边缘。灵魂已经僵死,只有肉身还兀自行尸走肉着。他们希冀有一种超人的力量,来拯救他们,带他们苦难的灵魂挣脱出梦魇般的困境。恰在此时,已经在民间流行起来的佛教迅速的深入人心。释迦佛陀以他无边的慈悲敞开怀抱接纳可怜的苍生,给残酷的世界一丝悲悯和光明。为他们空虚压抑的心灵找到出口和慰藉,半麻痹半支撑着人们,在黑暗中活下去,走出来。
在“五胡乱华”之后,一方面胡人政权为了更好地殖民、奴役汉人,用文化手段逼迫汉人胡化;另一方面生活绝望的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于是在统治者们倡导,支持,煽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佛陀的怀抱,佛教空前绝后地兴盛起来,风靡一时。
从东汉至南北朝,佛教这种外来宗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从传入至繁荣,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它不断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交融,它像一个婴儿一路跌跌撞撞从稚嫩走向成熟。至此,终于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条件下,迎合世俗需求和政治需求,拥获了统治者的青睐和民众拥戴,成功的融入中华文化,并一路扶摇直上。
二、乱世佛缘
至南北朝时期,佛教荣显盛极。崇佛、信佛、捐佛之风盛行,上至帝王皇室,下到仕臣达官、文人学士乃至百姓平民,也靡然成风。其时,庙宇繁盛,寺院峥嵘,“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整个南北朝社会就在佛法玄风氤氲之中,近乎异态的存在着;在腥风血雨中挣扎着、呻吟着;在檀烟佛号中浮华着、糜烂着;在沧海横流中混沌着、黯淡着、水深火热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莒地先后属于前燕、前秦、后燕、南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身处纷争之地,饱受山河动荡之苦。就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浮来山定林寺便顺应当时世俗条件而生。《高僧传》载:
公元377年(晋太元二年),高僧竺法汰曾至莒州浮来山讲法。
422年前后(刘宋永初二年左右),高僧僧远住锡莒之浮来山立禅宗寺院,专修“禅定”,故曰“定林”。
这是关于浮来山定林寺的最早记载,“定林”之名始于此。竺法汰和僧远也被尊为定林寺的开山祖师。从此,这座沉寂的灵山仙峦和孤独了千年的银杏树有了金轮法衣、梵音呗词的作陪,有了川流不息的香客和延绵隆盛的香火。从此浮来山与佛家结下不解之缘。它的命运也与佛家兴衰息息相关。
曾有云:在没有定林寺以前,“浮来以树传与”,定林寺问世以后,浮来山因定林寺“高闻周远,及于天阙”。
如今漫步在数次被毁坏又数次被重修的定林寺里,我们已经找不到南北朝时的痕迹。只能凭借史志上寥寥无几的记载和自己的想象,去勾勒那时华丽庙宇的轮廓;描绘那时钟鸣鼎食的庞大寺院的样子;想象拥有那时风物之彼时,此间又是怎样的人事光景。我想,在那时,昌盛的寺院,繁荣的法事大概是此处民间唯一能够寻见人世慷慨的地方。尽管彼时人世动荡,民生艰涩,但是有寺院的地方确实是人间净土,也是乐土。
我们可以想象在少有的安宁日子,定林寺也会举行盛大的法会。山门前的道路上,挂着高高的彩幡,搭起长长的草棚,绵延数理。是日,来参加集会的人们远近云集于此,于长棚里,摆宴聚食。参加活动的有附近各寺院僧侣、名士官绅、百姓乡里,还有过路的游脚僧人,甚至流民乞丐,亦皆可免费享用斋食。素日庄严佛殿此时被装扮得异常华丽,宝盖云幡悉列。佛前香案俱陈献香、华、灯、涂、果、食,云锣法鼓响起,笙丝管弦齐奏,众僧齐声诵念佛经。经声佛号响彻密林,穿透山峰幽谷,回荡旷远人间……
彼时,那位释迦王子早已佛灭于娑罗树下,迦毗罗卫国也早已经不复存在,然而释迦王子的冥想却穿越遥远时空,《阿含经》里悠悠地偈颂穿梭在华夏大地。释迦佛陀依旧用它的佛法布施着那个遥远又素昧平生的古老民族,护佑着那方苦难深重的众生;拯救着生灵涂炭的人间;慰藉着烽火狼烟里被践踏的满目疮痍飘摇无寄的灵魂;平抚着兵荒马乱里被蹂躏的战战兢兢仓惶不安的心。
悠扬的礼乐在远离人间烟火的仙山宝刹萦萦不绝。风和日丽,淡云高远,远山林树明净疏朗,时时漾过草木清香。闻名的高僧在台上讲法,台下三教九流的人们无论圣贤贫贱皆听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可以肯定,南北朝时,像此种盛会于定林寺定会时常举行,且每会必连续数日,场面和声势俱隆重浩大,异常的繁华热闹。彼时的定林寺一定在此地形如枯槁的世态风物里,为死水般的民生添了丝缕灵动鲜活的气息。成为远近百姓精神的寄托,也受他们爱戴敬仰,香火鼎盛,僧客满盈,辉煌热闹,不似此时寂静清闲。
三、坎坷磨难
或许一种外来文化,离开了自己的土壤,想要落土扎根生长于异域,势必要经受坎坷曲折,甚至经受无比残酷的磨砺和考验。更何况这个异族的文化格局是如此的强大,又怎会容忍它人的侵入与撼动。在任何一种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排斥与扼杀都会无时无处不存在。
又或许对于承载了太多的统治者意志的佛教,统治者的意志才是它命运的主宰,任何损害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都是对统治者的违背和僭越。随着佛教的繁荣,佛教群体日益膨胀,佛教寺院日渐兴盛泛滥,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阻碍了经济发展,造成了种种社会弊端和矛盾,渐渐引起统治者的不满。一场统治者灭佛的计划开始实施,佛教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遭受了其发展史上毁灭性的劫难。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分别在438年、444年、446年下诏灭佛,起初只是诏令沙门还俗,以从征役。后来又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僧众,焚毁经像。太武帝灭佛拉开了三武一宗灭佛的序幕。其间,定林寺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劫和毁灭,据记载:
574年(北周建德三年),周武帝宇文邕纳道士张宾建议,废除佛教。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此时莒地属北齐,势将为北周新吞,僧侣闻警多逃离
577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下诏曰:六经儒教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徒费民财,皆当毁灭\\\\\\\\\\\\\\\'。僧尼并令还俗,籍三百万人并充军民,财产入官。一时间,“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其间浮丘定林寺文物碑碣尽毁,几无所剩。
直至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隋文帝和隋炀帝皆崇信佛教,佛教又复兴。其后,浮来山定林寺也再度辉煌:
602年前后(隋寿二年左右),居京高僧昙观奉敕从长安送舍利于莒州定林寺。
635年前后(唐贞观中),全国僧道讲和,浮来山始建道观。相传定林寺三教堂创建于此时,此院内的银杏树为此时所植。
佛教传入于秦,流行于汉,繁荣于南北朝,鼎盛于隋唐。自秦至隋唐,经历了漫漫长的时间,至隋唐,终于撼动自西汉武帝时便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和封建正统思想存在的儒学,以及土生土长的中国道家宗教,问鼎政治和主流思想体系地位。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也应是浮来山定林寺最鼎盛的时期,从“昙观奉敕送舍利”足以说明定林寺在当时之地位和盛誉。
唐以后佛教由兴盛渐渐衰落。定林寺几度兴废。据《定林寺志》载:明洪熙元年(1425),钦定莒州定林寺为禅宗临沂派正宗。赐定戒僧廿一人度牒。
历史的洪流冲刷,时而平缓,时而湍急,定林寺的命运也随着朝代更迭和统治者的喜恶起落沉浮,历经数次法难、毁寺之灾和后来的大地震、战乱兵燹与匪患劫掠等,佛道之争,民国乱世。我们现在所见庙宇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知州陈兆庆负责重修的,有长庚撰《重修浮来山定林寺碑记》为志。另外,1933年(民国廿二年),经山东国民政府核准,主持佛成募集资金将定林寺重修。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莒境全部解放。在破除迷信运动中,住持僧法敬还俗。其弟子与顺住锡海外。
至此,一方名刹定林寺再无衣钵相传、香火相续的皈依子弟。佛家门庭空空,朝来暮去不闭掩门户,任凭世人览阅。由朝拜的香客和游人,添续着久远不息的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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