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死后很长时间，父亲一直对他只字不提。直到“文化大革命”时，父亲单位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叔父是一个叛徒，我才大略知道那段讳莫如深的家族历史。我向父亲打听有关叔父的情况，他支支吾吾，推说自己不知道，显然不想说。
　　我对叔父感兴趣，源自看到一篇文章。那篇题目为《我所知道的王东》，发表在《兰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集。文中披露王东在担任西北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期间，在兰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多次率领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王东站在学生运动的最前列，不仅做西北师范学院学生的组织发动工作，还积极串联其他学校师生共同行动，并亲自书写标语，秘密散发张贴传单。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游行虽然没能持续多少天，但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软硬兼施，妄图阻扰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陈辉还几次约王东“谈话”，企图威逼利诱，但王东不予理睬，继续组织和领导着学生运动。国民党政府不甘失败，派特务混在学生中制造矛盾，挑拨离间，破坏学生运动。在保密局特务的挑唆下，西北师范学院学生之间相互吵架，发生了拳脚冲突。王东及时识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阴谋，立即深入到两派对立的学生之间做团结教育工作，并写了长达数千字的布告，张贴于学生食堂门口，唤醒大家认清敌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于是，矛盾很快得到缓解，学生间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因不满国民党宪兵无故殴打逛街的学生，王东手举黄纸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率领西北师范学院及各大院校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冲过冷风飕飕的黄河铁桥，向国民党宪兵团部挺进。他们收缴了宪兵团的枪支，暴打了宪兵团团长刘久久。一石激起千层浪，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很快波及社会各界，兰州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声援学生运动。此时，和平老人张治中任西北行辕主任，不愿事态进一步扩大，将殴打学生的宪兵绳之以法，方才平息了事态。王东还帮助地下党购买药品、粮食和传递情报。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全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开始了疯狂大搜捕，许多地下党员和爱国学生被秘密逮捕枪杀。兰州解放后，从接管的国民党保密局档案中，发现王东列入暗杀黑名单第十一名。这与大家印象中的王东大不相同。作者叫刘泉，曾与叔父是朋友。我拜访他，他给我讲了不少叔父的事情，让我惊奇不已。我的家族居然还有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听之未听，闻之未闻。
　　抗战时期，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叔父决然离家出走从军。他一路讨饭，徒步走到了陪都重庆。那天，他一连三天三夜都没有吃一点东西，饥肠辘辘，走在北风呼啸的荒郊野外，瑟瑟发抖。他实在饿得撑不下去了，就圪蹴在田地里，用手刨了几个胡萝卜，抠掉上面的泥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饱了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直到路过的行人摇醒他。到了重庆后，叔父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只好谎称自己是从山西平遥县逃过来的学生，因而没费多大周折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因体检身体不合格，最终没有被录取。中国驻印军厉兵秣马，准备反攻滇缅，急需知识青年入伍。在蒋委员长“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感召下，叔父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从军，成为了中国驻印军的一员。
　　1943年2月，叔父一干人被美国军机从重庆空运到了印度的兰姆珈，分配在了新一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在印度兰姆珈，叔父在美国教官的训练下，不仅学会了步枪﹑冲锋枪的使用和射击，还学会了山地和丛林作战战术。叔父从小就酷爱文史，成为新一军《精忠报》的文坛骁将，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很多稿件被《大公报》《申报》采用。后来，叔父成为了新一军《精忠报》的战地记者，拍摄了许多惊心动魄战争场面的历史照片，其中有孙立人率军过野人山，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军队强渡伊洛瓦底江的场面，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成为一段抗战史的“活化石”。1943年10月，在史迪威和孙立人指挥下，叔父随同新三十八师，向盘踞缅北的日军展开了反攻。新三十八师更是成为开路先锋，自雷多向新背洋和密支那方向发动进攻。中国远征军健儿如猛虎下山，所向披靡，打得日本侵略者丢盔弃甲，哭爹喊娘，直抵缅北重镇密支那城下。此时，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新三十八师师长由李鸿继任。在史迪威的指挥下，中美联军攻占密支那机场。孙立人命新一军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率军向密支那城发动总攻，经过激烈的巷战，付出了数千人的生命代价，终于在1944年8月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勇士们的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敌我双方的尸体每公尺就有一堵墙那样高，腥臭味在十几里路之外都可以闻到。攻占密支那后，中国驻印军迅速夺占八莫，至此被日军吹嘘为固若金汤的缅北立体防线，在中国驻印军强大攻势面前，顷刻间土崩瓦解。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与滇西入缅的中国远征军会师于芒友。
　　抗战胜利后，他拿着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的亲笔信，进了西北师范学院读书。当时，国民政府对抗战期间从军的青年学生，有优待政策，青年从军学生不光保留学籍，而且还对青年从军学生退伍时，做出了免试升学、减少学期、优先录取等优待办法。
　　叔父喜好读书，特别喜欢阅读进步书籍。他与四川籍的同学刘宗尧成为了朋友。刘宗尧长得又黑又瘦，个子低矮，平时穿的衣服宽大不合身，好似道袍加身。他去过延安，上完抗日军政大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党中央派到兰州从事地下工作，他是叔父的入党介绍人和联系人。后来，刘宗尧突然失踪了，有人说他被保密局的人抓去，秘密杀害了；有人说他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为的是躲避保密局特务的追杀。刘宗尧是死是活，无人知晓。不久，西北师范学院的五个学生半夜里被保密局的人抓走了，据说是叔父告的密。
　　至于说叔父是个叛徒，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叔父为人豪爽，讲信用，凡是答应过的事情，一定照办，即使一时办不到，日后必定想方设法办成。那年，邻居张金燕的丈夫患冠心病住院，叔父一下子借给了他二百元。要知道，叔父那时工资仅有五十八元。
　　新中国成立后，叔父曾被判刑十年，罪名是叛徒，曾向保密局特务告密，出卖了五名进步青年。我去兰州文史馆查阅了过去的档案资料，从当年的判决书来看，主要罪状是叔父担任西北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期间，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告密，致使五名进步青年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叔父曾为自己辩护过，说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宗尧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他的单线联系人，他曾数次冒死为党传递过情报。由于刘宗尧后来下落不明，他的情况无法证实，负责审讯的公安人员认为叔父不老实，怒气冲冲地警告他：“你少耍滑头，我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叔父感到无辜极了，却又无法说清楚，刚刚还亮光闪闪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了下去。
　　叔父死于1968年，当时正是“文革”时期，他因历史问题遭到批斗。关于他的死法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杀而死，另一说法是心脏病发作。有人称，叔父是在一次批斗后回到牛棚，第二天早上看守催他起床，才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僵硬了。
　　叔父到底是不是一个叛徒，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这个问题像紧箍咒，一直困扰着我，直到2014年，我看到了一本介绍兰州地下党活动的书，里边披露了许多从未公开的史实。当年，西北师范学院的五位青年学生之所以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是因兰州地下党内部出了叛徒，一个叫赵曦的人出卖了那些学生。不过，这个叛徒不久失去了保密局特务的信任，后来也被国民党政府杀掉了。西北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王东，确系中共地下党员，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传递情报。他的单线联系人刘宗尧，在敌人抓捕他前夕，接上级指示紧急撤退，奔赴山西解放区。刘宗尧后来改名吴瑶，被党中央派到第四野战军，大军南下时，患肝病去世。此书的作者是一位退役将军，名叫李卓，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第四野战军直属政治部工作。
　　我专程去北京采访过李卓将军，尽管他背驼得很厉害，耳朵有些背，可记忆力惊人，思维敏捷。李将军说自己和刘宗尧是战友，亲耳听他多次提到过王东。因当年情况万分危急，刘宗尧仓促撤退时，没有给王东打招呼。本想全国解放后再去找王东，谁知大军南下时，他意外病逝，因此叔父当年为党做过的许多事情就不为世人所知道。
　　听完叔父的故事，我的眼泪从眼眶中簌簌地滚落下来。我觉得愧对叔父，不该人云我云，一直埋怨他是个叛徒。今天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叔父不是叛徒，而是一位大英雄，他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彪炳史册，我为有这样的叔父而感到无比自豪！

返回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