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就到了春节，迈进了狗年我们又长了一岁。然而，我的心似乎还停留在儿时的记忆里，依然保留着儿时的那一份纯真，以及对家乡山水爱恋的那份深沉。一一题记?
　　
　　春寒料峭，山风凛冽。如今的家乡，正是午后寒风卷沙起，落叶纷飞进屋堂；晚间清静无声响，晨早门开见白霜的季节。
　　而南国的深圳，却依然艳阳高照柳丝垂，西山如薄红霞飞。我此时此刻的思绪，就象夏日里深山老林的青藤，如雨后破土的春笋，在我脑海里重现，在我心里头涌动……??
　　或许，每个人都会永远在心底保留一些东西，时不时地拿出来温暖一下自己。哪怕只是一个轻轻的转身，一个淡淡的微笑，都是记忆里有温度的那一部分。??
　　不曾忘记，和小伙伴们在濂河边上的晒谷场，以及那一望无边，用块石和沙子堆砌起来，再盖上厚厚一层草皮的长长河堤。记得那时的濂河，河水清澈，水流湍急，就是雨水最少的冬季，它的水深也足足可以没过肚脐。
　　濂河沿岸有着成片成片的农田，以及靠这万顷良田养活的数以万计的农民。河里的鱼类等水生物随时随处可见，它与故乡山区所有的生物一样，相互依存，互补交替，保持着这方土地的清净肥沃，湿润与平衡。
　　还正是长身体时候，却因生活所迫，过早地担负起本该由大人们承担的责任。寒暑假上山砍柴，做田耕地及打零工，就成了我们这个少年群体生活的唯一象征。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因生活所迫而过早地辍学，融入成年人的队伍，开始为生存而打拼。
　　那一年我刚满14岁。我的身份已经不是孩子，而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和大人一样，犁田耕地以牛为伴，养鸡放鸭当上“司令”。
　　爸爸他是生产队里数一数二的种田能手，他的本事是父老乡亲公认的，也是生产队里唯一打满分还加分的红人——12个工分的男主力队员。由于爸爸太过的优秀，使得本该由他人完成的活儿生产队队长也毫不客气地调度到爸爸的头上。正如社员们用山歌赞美爸爸的那样：
　　无论下雨与天晴，
　　路上行走从不停；
　　光哥好比路边树，
　　枝繁叶茂好遮阴。
　　
　　都说种田肥为本，
　　 怎敌一个好男人；
　　倘若听者还糊涂，
　　肯定死板不近情。
　　在那个年代能让人们作歌唱的人少之又少。尽管时常都能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肯定与赞赏，而我那老实巴交爸爸只是付之一笑，还会淡淡地说一句“这有什么，多做事不会做坏身体，病才会病坏人。”现在想起来，爸爸的话很简短，却道出了善良之辈的心声，显得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憨厚忠诚。
　　正因为有了爸爸的言传身教，我在生产队里的思想表现和生产技能也与日看长，仅仅一年的功夫，我也成了生产队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就在这一年，安远县最大的一座水电站——湘洲电站开工了。我是生产队里派出去参加湘洲电站大会战民工里的十五人小组的一员，也是这支队伍中最年少的人民公社社员。
　　记得爷爷常说的一句话，“人活一辈子，有许多重要的节点必须把握好，18岁之前应当认真读书，没有文化的人生是苍白而而被荒废的人生。”几十年过去了，爷爷的话意犹在耳。
　　然而，我却没能如爷爷所愿接受最基本的基础教育，而是尚未读完初中，就过早地就融入社会，成为人民公社劳动大军中的一员，开始了与成人一样，从事原始而又单调的体力劳动。
　　那时，如果爷爷健在，一定会因为我过早地辍学而生气！在我的爷爷眼里，我生来是一块读书的料，长大以后，我就是家庭的支柱，进官衙做事的男人。如今尽管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爷爷他照样不高兴。当然，在爷爷的眼里也非学而优则仕，他也经常告诫我们做人要像水口的那颗古松，历经春夏秋冬，承受数伏独数九，却依旧苍翠挺拔，为人们遮风挡雨。
　　湘洲电站，位于县城以北的版石镇附近，属于濂河干流的主要水道，也是赣江水系的重要支流。经过考察，湘洲电站不但可以解决北面八个乡镇的用电问题，还能通过高渠供水，增加数万亩的水稻高产粮田。
　　这是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的移山造坝群众运动。就在那一年之前，毛泽东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1962年起至1972的十年间，全国就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根统计全国修建了8万4千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根本解决了产粮区旱灾问题。为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修几万个水库经济核算要几万亿人民币，别人想都不敢想！当时极端困难，完全是靠人力来做，可毛泽东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奇迹。
　　当年，县里同样由于资金匮乏，上项目大都是人海战术，湘洲电站也不例外。那年我刚满十七，作为替补队员，生产队长就将我编入十三个人的民工队伍，以成人劳动力的待遇每日享受十个公分。因为妈妈喜欢，爸爸高兴，我理所当然地无条件服从。
　　那天，晨曦初上，雄鸡刚刚报晓，鸟儿还未开口说话，我们一行六人就从村里出发，一路向北顺着河水走横排，约莫走到离日落还差一座高山，虽然半途吃了点带在身边的剩饭，然，此时已经饥肠辘辘眼花缭乱。
　　也不知怎样走到了尽头，昏花缭乱中，我突然发现，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出现在濂江民工连办公地的茅棚门口，说是带我们先去蒸饭。我好奇地问这个干部，“蒸饭？我们冇米也冇菜，怎么个蒸饭法？”，“米由连部食堂先借，菜是中午还有点剩菜，你们先吃吧”。说罢他扬长而去……
　　饭终于蒸熟了，我们就像饿狼一般顾不上有菜无菜，鼻子里只有刚刚出锅的饭香，不到五分钟，这一砵子米饭就吃了个精光。尽管只是半饱，却比饭前精神多了。我似乎头一回尝到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换来一顿饱饭的味道。
　　在那个年代，类似做电站这样搞人海战术的大工程，所有被确认为民工身份的劳动力，除了记工分，还有每天半斤大米补贴。所以，很多人都是奔这半斤大米而去的。因为那个年代，成人口粮一天一市斤还不到。
　　新来乍到，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又好奇的。我发现湘洲河的河岸上狭窄冗长的沙滩，沙滩上搭建着三四十个人字形的芦苇棚，每一个工棚都用木桩支撑起来长长的，用杂木棍搭起来通铺，通铺中间是一条长长的杂木棍铺就而成的桌子。我们就被安排在东边一个茅棚内安顿下来，从此，我将要在这里度过为期三年的民工生涯。
　　因为我在民工队伍中年龄偏小，存在着体力上的差别。我们濂江民工连的连长就照顾我到砍柴小组，和四个年龄相当的小伙伴每天上山砍柴三担。尽管数量不少，但路途不远，只要天气好，往往还有很多空闲时间来玩耍。
　　约莫三个月的时间，由于我喜爱工地广播站不时传来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龙江颂》、《智取威虎山》等选段，天生就善于模仿的我，唱得几乎就跟那些著名京剧演员唱的是一模一样，有板有眼。唱得树上的鸟儿合上了小嘴，唱得水下的鱼儿浮出水面静静的聆听。
　　久而久之，我竟然唱上了瘾，一天不唱这喉咙就痒痒的。就在那天去砍柴路上，我边走边唱《红灯记》李玉和的唱段，正在来劲时，我被一位干部模样的女人叫住了。“小伙子你是那个民工连的？叫什么名字呀！”我告诉她我是濂江民工连的。“你去吧砍柴吧，小心别挑太重哈！”我们几个小伙子看着她远去背影好生奇怪地议论着“她怎么会问你姓名……”
　　时间过去了两天，那天中午我刚刚吃了饭，正准备下午的活计。突然连长来了，他说：“指挥部叫你去一趟，可能有好事等着你呢！”连长说罢就扬长而去。我纳闷地洗了个脸立马向电站工程指挥部走去。
　　到了指挥部，我定神一看，还是前天路上遇见的那个女人。她笑容可掬地说“小伙子啊，恭喜你被选中工地文宣队的队员了。从今天起，你的任务就是唱歌、演戏，具体由这位孙阿姨负责”（她指了指旁边的一位，约莫30岁上下的女人）。从此以后她就是你的指导老师。
　　回到工棚的我正值午饭时分，老老少少的工友们都围着我，此时此刻我俨然成了明星。其实工友们并非对样板戏有兴趣，而是羡慕我从此可以靠买嘴皮子取工分，赚大米，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经过近半个月的排练，我可以融入合唱表演队，也可以单打独斗一个人登台。在工地广播站，大坝工地、采石场、挖沙船、砂浆搅拌站等地方成了我不时亮相的地方。几乎所有的样板戏唱段我都能毫无悬念地上场，收到无数年轻人的羡慕和追捧！尤其是那些村姑们，一个个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
　　在村姑们的眼里，我是一个英俊而又聪慧的人，听着我的样板戏选段就久久不愿意离去，觉得我就是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能够聆听我的演唱，就是她们最大的荣光！
　　由于我的不懈努力，在湘洲电站的我自然成了“明星”和红人。在县域范围的几次文艺调演中，我们的演出队总是载誉而归，多次受到指挥部的嘉奖。
　　尽管我很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演出任务，然而，我的爸爸妈妈并不看好。在爸爸妈妈看来，唱歌演戏是女孩子的事情，男孩子应当是成人以后，能够顶天立地的单挑一方，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为家族争气增光，唱歌演戏决非我的客家子弟。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一年的秋季，家里传来了好消息，公社武装部的高部长竟然登门拜访了我的爸爸，说是征兵开始了，动员让我去当兵。
　　在1972年的初冬，曾经中断了一年的征兵工作又重新开始了。我被爸爸召回家参加征兵体检，经过严格的政审，我被光荣选拔成为一名预备军人。经过短暂的培训，我与全县300多名新兵一起，离开家乡开赴东海前线，从那时起便开始了我人生的军旅生涯，预示着我的人生将从当兵开始，向着希望，向着光明，开辟美好的未来。
　　
　　——戊戌年春作于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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