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土赣南，共和国的摇篮，养育过十万中央红军。1933年“八.一”建军节诞生和首个节日庆祝活动，是在“红都”瑞金举行的。
　　难忘的1934年秋，因左倾错误，洋人瞎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首脑机关和主力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
　　铁流二万五千里，冲破重重艰难险阻，无数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昭示红军将土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
　　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鲜血染红了湘江。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红34师是断后部队，本来已经到了江边，但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返身又扑进了敌人的包围圈，血战七天七夜，最后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因为腹部被手榴弹炸伤而被俘。他被抬在担架上连夜送去报功，路上，抬担架的士兵突然觉得脚下一滑，旁边的人打着火把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年仅28岁、黄埔二期毕业的陈树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拽出绞肠而死。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至少是开国元勋，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军团长，和林彪、彭德怀平起平坐，可惜他在西路军的战役中壮烈牺牲。
　　长征路上的一天，女红军陈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一打响时要生了，而且是难产。当时陈慧清疼得满地打滚，身边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只有几个红军小战士。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没人能够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
　　战斗结束后，一些战士经过产妇身边时都怒目而视，因为很多兄弟战死了，但董振堂又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80年前，在那样的情形下，一个军人说出这句话，这样的情怀你能想象吗？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而绝大多数来自赣南这块红土地的青年后生。长征这条撒落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
　　1995年王平将军讲起过这个故事。当时大部队已经过了草地，突然彭德怀来找他，说还有一个营的部队没有到，让他回去找。王平带着警卫员走到班佑河边时,正是黄昏，玫瑰色的夕阳挂在天边，他远远看见几百个红军小战士背靠着背在睡觉，他当时勃然大怒，走过去就推那些小战士，谁知推一个倒一个，700多个红军小战士再也经不起体力透支、饥寒交迫，在睡梦中全部死去了。王平将军讲到这里时老泪纵横，他说:“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鸟都不飞，鸟都不叫。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呀！”
　　历史不容忘却。在长征过程中，红军的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出发前，共有30万人，而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了二万五千人。其中，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七千多人。
　　红军的队伍虽然缩小了，但它经历了艰苦磨炼，它的骨干还在。同时，恰恰是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完成了信仰的淬火，锤炼得纯洁坚强。著名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感慨道：“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
　　《十送红军》的曲调悠然响起，赣南人的歌音跋山涉水，从遵义，到延安，到西柏坡，到北京，掠过华夏大地。回环往复，告诉我们：时间在变，长征的精神没有变；岁月流淌，永恒的是那颗出发时的初心！
　　信仰之火不能熄灭！鲜红的旗帜不能倒下！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新征程，纵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一样而今迈步从头越。因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2018“八一”建军节写于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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