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早上都会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到小镇上买菜。有些乡邻诧异地问我，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少走一趟路。我喜欢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到小镇上寻找一丝新鲜的风景。
　　司空见惯的小镇上，确实很难发现有新的风景。况且这确实是个小镇。名为“大桥头”，其实只有一条小桥，从东岸架到西岸，除了人与车从上面通过。我还知道有许多蚂蚁也会兴高彩烈地在桥上穿梭。
　　我出了村庄，乡村公路两边就是浓郁得流着绿浆的香樟树。穿梭在这种绿色中，绿浆洗涤着高速运转的大脑，静静地呼出一口浊气，让心灵有着新鲜的思绪，去碰撞外界的风景。
　　过了一条“后溪桥”就进入小镇了。这条“后溪桥”只是在一条自东向西的小溪汇入芳村溪的交汇口子上。以前，没有桥。我村上的人要到镇上，大多都是涉水过河，偶尔会有人弯到上游走小木桥。
　　过了小桥，就是柏油马路。
　　很快就到了桥头的三叉路口，车流量明显地增加了。前几年小镇的两边搭建着许多矮小的建筑物。常常有人哀叹，这马路两边何日可以拓宽一点点？不再这样拥挤。但更多的人不抱什么希望，拆建那些小建筑物牵涉到的人，会像钉子一样地钉在那儿，让人拔也拔不掉。现在终究拓展出来了。
　　我左拐一个弯，转上“大桥”，沿着桥西的防洪堤骑行。望一眼河面上停留着的洁白“野鸭子”，看一下埠头上洗衣的女人，她们的说话声，我听不清，但从神态上可以看出她们边洗衣服，边聊着天南地北。我瞥见桥墩，就会回忆起我刚刚离开学校那一年，挑了一担稻谷到镇上辗米，从加工厂出来，坐在桥头歇着，刚好碰上一辆拖拉机将一个男人撞下了桥。那人从桥上落下去，吓得我心脏怦怦乱跳，还好那男人没有大碍。那时的公路还是沙石路面，这一切都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也常常将那情景写进我的小说中。不过，我从来不用“大桥头”这一地名。我喜欢替小镇另取个名号，加上我想象出来的风景。万一我的小说走得很远了，谁也不知道那小镇究竟是在哪个地界上的，不像莫言那样，出了大名，居然有人在他的老家建起万亩高梁地。
　　当然，我要是真的成为莫言那样的角色，恐怕小镇上的人也会想出新鲜的主意打扮小镇的，比如我曾经用砍柴换来的钱在小镇上买过一条油条，说不定就让人做出“油条街”来。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的遐想。遐想是美好的，而真实的我，是个在小镇上毫不起眼，甚至是打小令人讽刺、嘲讽、挖苦的生命。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小镇上的农民有能力将那样的遐想变为现实。而我却付出代价筑着我的遐想。几乎可以说，我是单枪匹马，与小镇上几百年，甚而几千年的一种生存意识在抗争，所以我每一天头脑都会高速地运转。
　　此刻骑在防洪堤上，享受着清晨的风，别提有多惬意了。
　　很快就到了派出所的门口，我照例会扫一眼派出所门前挂着的牌子。那怕一丝一缕的变化我都有可能发现。好几回我写小说时，写到公安系统的事，就想进去问问公安系统的情况，但都放弃了这一想法。在我的意识中，植着与“衙门”的隔阂。无论“衙门”大小，在我心目中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有一回我带我长兄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那时我长兄的精神病又复发了，他头发留得老长，外边又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他有一只眼睛失明了，双腿拐成“X”。我们进了派出所，还早着，“衙门”里的人都是八点多才上班，而我们乡间人习惯与清晨的鸟儿一道起来，飞到田野里。我长兄就骂骂咧咧，说派出所连条板凳也没有。我到一边发现一间房子门开着，就拖了把椅子出来，让长兄坐着。一忽儿，一位刚刚起床的年轻人，到走廊上看见了，就叫着谁将椅子搬到门口的？还要坐着，他说，他要一脚将我长兄踢到河里去。我微笑着，要那年轻人去踢，把我长兄踢到河里去。可是他看看我，又转身走了。后来我还在家里接到一个公安系统调查的电话，问我公安系统的人办事如何？我说态度极差，连起码的道德也不具备。后来派出所的人还派了人上门来调查，我如实地作了回答。
　　“衙门”与百姓自古就有着一道门槛，百姓心头一直横着那高高的门槛。
　　可是在我眼里，人就是人。那怕我今天依然在绝境中，我还有可能一飞冲天，在时空中划起一道彩虹。所以，别人瞧我一家是残疾人，穷人，我从来不小瞧自己。我偶尔会到乡政府办事，也一向不卑不亢。
　　从防洪堤上转到公路上，又从另一条道转到乡政府门前，我的眼前忽地一亮，路边竖着一块牌子，那也是一道新的风景。不过，这种细小的风景，过往的百姓可能很少有人在心。但至少会有人体会到了“衙门”与百姓间的门槛在降低，电视上天天播报“最多跑一次”肯定不再是空话。
　　那块牌子写着“公厕对外开放”，牌子上的箭头指向乡政府。镇上并没有公厕，乡政府居然竖起了这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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