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逢淘气,家里人总呵斥我:“这么大了,还不懂事?你树萍叔像你这么大,早扛枪打鬼子了!”
叔叔是我孩童时,崇拜的大英雄。
家乡解放早,正月初一挂光荣牌,正月十五送光荣灯,这是村里每年敲锣打鼓必不可少的活动。把‘军属光荣’四个红底金字和红光四射的五星灯笼,挂在我们家门口时,我的小腰板挺得直直的,就像自己当上了兵,透露出无比荣耀和自豪。
叔叔十来岁,在区里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跑交通。
八路军驻在我村里,叔叔硬缠着要参加部队当兵。部队不收,嫌他还没有枪高,劝他长大了再说。叔叔不肯,部队走到那里,就跟随到那里。送他回家,他又追去。死皮赖脸地留在队伍上。
开始在连部,后到营部,当通讯员。营部卫生员牺牲了,营长派叔叔接替了卫生员的工作。叔叔自小机灵,肯吃苦,因叔叔是小孩子,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经常化妆深入敌后去侦察,送情报,干了许多大人也难办的事。
五十年代初,叔叔和婶婶在苏州工作。二爷爷去看过他们。我记得二爷爷带回不少照片。叔叔婶婶在苏州园林拍的,一身戎装,英姿焕发,好威武。
后来叔叔婶婶调到青岛市卫生部门工作。曾回三元村老家探望。叔叔身魁伟,威武英俊,婶婶细身高挑,都夸她长得漂亮!
记得我第一次去青岛,是专为二祖父苫屋事。我买掉部份口粮做路费,下身穿件补丁裤。
登上莒县路三楼,婶婶正好在家。见了我很是高兴,忙沏茶,搬椅子,问我家中和路上的情况。我一边回答,一边观察她的家,这幢小楼挺宽敞,收拾得也挺整洁。家具不多,但挺实用。
婶婶很健谈,她一边拣菜,做饭,一边和我攀谈起来。她谈了三个弟弟的情况,也谈了自已的工作,谈了青岛的市场,治安,还举了不少杀人抢劫的案例,语气很坦诚,娓娓道来,无拘无束。
叔叔下班,还没进门,婶婶就喊:“你快看看,谁来了?”
叔叔开门一看是我,扔下包就跑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稀客,稀客,欢迎,欢迎!”
说着便坐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一直没放。关心地问起农村生活情况,南方媳妇生活习惯不?”
婶婶说:“人家老远的到咱家来了,家中这么多的老人,也多亏你们俩!可苦了她。你可千万对人家好点。”
说话间,弟弟们陆续放学回来,婶婶忙对他们介绍我这个哥哥,吩咐他们赶紧到一边去做作业。
我开门见山地谈起来的目的,谈到二爷爷苫屋的事。
婶婶说:“你二爷爷太不像老人。上次到这里喝酒一闹,弄得我们俩挺难看。我们是单位有头有脸,要面子的人。离市政府又这么近,他一点不顾我们,不留一点面子,还说要与我们割断关系。”
我说:“老人爱喝酒,醉了控制不住嘴,胡说八道。‘糊涂天,糊涂地,糊涂老的治不的’。有啥办法呢,他是老人,小辈不能不管。”
叔叔说:“我们也没少帮他。给钱,是让他好好生活。他拿到手里,几天就喝光了。想想天冷,给他件皮袄吧。谁知他没几天就卖了。又换钱买酒喝了。”
婶婶说:“那件皮袄,好皮子,狐狸毛的。你叔叔都不舍得穿,上次我问他,他说嫌皮袄瘦了,伸不进胳膊,穿着不舒服。他竟换酒喝了!你说你二爷爷,一点也不体谅别人!”
我说:“二爷爷耕耧锄割样样精通。干活有身架,肯卖力,是地地道道的种田把式。”
见叔叔婶婶都笑了。我又说:“二爷爷在对待人上,还是比较不错的。二爷爷吃酒自已控制不了自己,是毛病。他这人,过去当过‘伪村长’,日本鬼子来了要捐,要粮。他有民族气节。不给鬼子卖力,而是帮群众说话。不知挨过多少打,也倍过抡毙,灌过辣椒水,坐过老虎凳。但他从没出卖过革命,一心向着共产党。”
叔叔说:“那是、那是,这是肯定的,大家都知道。”
我说:“人都有缺点,他老了,做儿女的总不能撒手不管吧?”
叔叔看看我,把我拉到他的房间里,和我面对面的坐着,说:“我看这样吧,我把钱给你,你帮我保管好。房子漏了是该修理,你给我扎好口。是用在苫房子的钱,你就大胆花。你说个数,我交给你。”顿了一会,他又说:“外界看来,我们争工资,还是个科级干部!钱花不完。其实我们每月才几十元钱。该花的地方也太多了。这样几十几十元的出,不花在正道上,很心痛。”
叔叔坦诚的谈话,叔叔对我的信任。把小辈当成知心朋友一般。我联想到在村中蒙受的不公平待遇。真是天壤之别,无法相比。当时的我情景,至今印象很深。
事我办得顺利,二爷爷也挺满意。他恪守诺言,没来讨钱吃酒,没找我麻烦。
房子苫好后,生产队长却从我同青岛的关系上,联想到一条创收的路子。他同公社供销合作社协商,打造了两部四米多长的大板车。准备将家乡编制的柳条箱,用人力拉到青岛商场去。因柳条箱不重,体积却不小,汽车运输会增加成本,影响收入。我成份不好,外差活少不了我。
我买点好苹果准备到叔叔家去落脚,谁知晚间我睡着了被人偷了。只好空手硬着头皮进去。叔叔家房子在装潢,婶婶要我们住到她办公室内,等大家下班回家了,婶婶把我们领到办公室二楼,在红漆地板上,又加铺上塑料布,好让我们睡在上面。按排好了,又提来炉子,给我们烧晚饭,下面条。伺候我们吃过以后,把手、脸、脚洗好,睡下了,她把我们每个人脱下来的衣服、换下的袜子、擦汗的毛巾……全搓着洗了,打在绳子上凉起来。第二天全干了。
当我们穿上干净的带有肥皂香味的衣服时,发现每一个人的空水壶里灌满了水,每一个人挎包中放了大饼、油条,还有一只烧熟的咸鸭蛋。大家十分感动,一路上不住地地唠叨:“这样的干部少有,我们的衣服上那么脏,厚厚的一大层碱,她都不嫌弃,给我们洗得这么干净。”
“还有我们的袜子,臭气熏天,熏死人了。有多埋汰!肮脏得我们自已都懒得下手,想带回去叫老婆洗。想不到她这么干净的城里人,竟为我们办好了,太难为她了,真不容易!”
“我们来真给出她添了不少麻烦,什么都必须为我们想到了,吃的,喝的,就的,像我们自己的大人一样……”
婶婶的行为,很快在村里传开,成了街头巷尾的美谈。
十年浩劫时,文攻武卫,挑起派性斗争。我逃到叔叔家避难。叔叔婶婶都被打成走资派,下放改造。我同三个顽皮的弟弟一起生活了一段时光。体验无人管辖,有家难回的苦恼,三个弟弟也到老家住了些日子。
我村一个姓刘的,是宁波市委宣传部长,被造反派批斗后,不堪折磨,逃到老家。他无奈之下,求到我,他说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假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想来想去,只好自己去找证人。委托我跑趟青岛,他说他有次挂花,曾在叔叔的医疗队治过伤,叔叔肯定会有印象,请叔叔给他写个证明材料。
我说:“不是我不想去,我觉得自己找人写的材料,不一定好用。因为只有组织部门搞外调才起作用。”
他认为我不肯,找理由推托,一再求我,我盛情难却,便答应去试试。
到了青岛,叔叔正巧在家。他说他正在接受隔离审查,每天在“五七干校”劳动。是回来取东西的。他说他整天在崂山水库背石头。
他说:“才开始,我觉得石头背在背上还可以,不算太重。岂不知越背越重。背到半路实在吃不消了,但又不敢仃下,因为下面人已跟上来,又不敢扔下,下面全是人,非常危险,我累得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真是好不容易背到了水坝顶。”
我发现叔叔的确瘦了,黑了,精神还可以。
我说:“活有的是,千万小心,别逞能。”
叔叔说:“吃了那次教训,再不敢了。”
谈到当权派的命运,他也觉得迷茫,弄不清下一步会如何发展。说到我这次来是受刘的委托,我将情况讲了以后,叔叔说确有其事。我要他写份证明,叔叔却犯难了。他说写了根本不起作用,现在没有说理的地方,形势也动荡不定,闹不好反而弄巧成拙。
我说:“我来时也考虑到这一步,但受人之托,又不好空手而归。我看这样吧,你写封普通信,把你记忆中的与他见面时的情境,写出来。这样追究起来,无非是一封同志间的通信,构不成罪名,但同样能起到证明作用。”
叔叔说:“这主意不错,也只能如此了。”
说着叔叔就挥笔疾书,写好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叔叔写得真不错,他回忆了当年在平度战役,在战地见到刘的情形,说他“在拉胡琴,猛然抬头见到躺在担架里的老乡,甭提有多高兴,那时你一身军装,上面还沾着鲜血,我忙跑过去,紧紧拉着你的手,有说不完的话……听说你渡江南下了,一直没有音信,好容易打听你的地址,才写信给你,你一切好吗……”
最后写信日期,我俩商定为十年以前……
七十年代,叔叔带领国家医疗队,奔赴坦桑尼亚,配合坦赞铁路施工,支援非洲医疗事业建设。他是副队长,队长身体欠安,是叔叔主持日常工作。为中非友谊,做出贡献。
叔叔回国后,中央领导曾调叔叔到省里工作,叔叔婶婶都舍不得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没有去。
叔叔婶婶在青岛,家乡人慕名而去找他们医病帮忙的,几乎天天有。有好多不认识的冒我的名字去求他们。他们贴饭,贴钱,为老乡尽心尽力,叔叔婶婶从无怨言,对叔叔婶婶的热情周到,早已成为美谈。
叔叔殷树萍原是青岛卫生局副局长,顾问,青岛红十字会副会长,青岛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因患肝癌,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八日在青岛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叔叔生前留下遗嘱,遗嘱中写道:丧事从俭,不烧纸,不烧香;遗体不火化,无偿献给我市医学事业……
叔母和弟弟们遵循叔叔的遗嘱,真的将他的遗体献给了青岛大学医学院,圆了叔叔生前的梦。
婶婶盛珍斗原是青岛卫生防疫站站长,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患肺癌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同叔叔一样,也将遗体捐献给了她一生从事的医疗事业……
前年,我应三个弟弟之约,专程去了趟青岛。同三个弟弟第一次团聚一起,四十年的变化太大了,往事历历,感慨万分。
我们登上青岛市中美丽的小山——福林园,一眼看到著名诗人纪宇写的长诗,还有一块碑上写着:“高尚的人,在此安眠,他们把自己的躯体,化作最美丽的心愿。他们睡得很香很甜,人民的思念却醒着,科学正大睁着双眼。你可听到爱心呼唤,这里的每一棵树木都是真与善的体现。”
在古松翠柏中,找到叔叔婶婶的纪念墓志。墓志不大,用青岛深海中珍贵的绿石雕刻的,上面写着叔叔婶婶的名字和生平。
叔叔婶婶为革命奋斗一生,终身都献身给革命事业,真不容易。死后仍不忘为后人作贡献。这是何等气派,何其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在当今社会,是一般人作不到的。
我深深地鞠躬,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受到净化,感动地热泪盈眶,激荡地心潮,久久难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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