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谁画的？真像啊！”好些进到我们屋里的客人，看见墙上的一幅画，都止不住要问。
　　屋是一间屋，面积也就二十平方左右，家具极简，一张大床，一张三斗桌，一柜一橱——上下摞在一起的老式橱柜。装饰更简单，东墙上挂着一块玻璃匾——我结婚时化肥厂锅炉班的工友送的，西墙上贴着我画的一张画。
　　画的面积极小，一张十六开白纸，画的是人物面部肖像，铅笔画的。人物，是我大女儿，当时大概十个月左右，圆圆的、胖胖的脸庞，张着嘴笑，笑得像一朵儿刚绽开的花朵儿，娇嫩，自然，舒展。一双眼睛，特别像她妈妈的眼睛，双眼皮，大而圆，圆而亮，亮而如一池碧水，清澈透明，只是，比她妈更清新洁净，满是稚气。
　　谁画的？我画的。是比照着一张相片画的。
　　相片也是我自己照的。
　　也记不清从哪里找来一部黑白照相机，又买了一卷胶卷，也不记得跟谁学了一学，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啪啪啪”，照起来。几乎全家人都照了，全家福，单身照，两三个人的合影，照了一通。一卷胶卷也就只能照二十来张，全照完了。
　　因为我大女儿长得漂亮，一副小美人坯样子，家里人都喜欢，除了集体合影，又多照了好几张，她妈妈抱着照了一张；她奶奶抱着照了一张；她坐在小推车上，她萍姐推着她，又照了一张。
　　当时，我们大队部附近有一家小照相馆，好像是以大队副业的名义开的，我爹当时在大队印刷厂当会计，与照相馆里的人熟悉，把胶卷拿过去，凡是能洗的都洗出来了，也没用多少钱。拿回家一看，我大女儿的那三张中，她坐在小推车上的那一张最理想。因为我拍摄时，距离很近，对准她的面部拍的，用今天的专业术语说，大概就是特写。而且，拍的时候，被一旁的人逗得正哈哈大笑，笑靥如花；那双大眼睛，不但一看就像他妈妈，而且满眼清新亮丽不染纤尘。第一眼看了那张照片，我就喜欢上了。
　　我妻子产我大女儿的时候，我正在菏泽上大学，因为那时通讯条件差，我家里也就没有通知我，等我星期天回家，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我的大女儿——已经躺在她妈妈怀里吃奶。虽然还十足的婴儿相，但是，一看面目，就知道仿她妈——仿她妈就对了，又是一个小美人坯子。一个女孩子，要是仿我就糟了，钻进万人堆，立马被淹没，没人会多看一眼。有了妻子，我就从单身青年变成了丈夫；有了大女儿，我就当了爸爸。我抱着那个亲啊！
　　俩仨月过去，婴儿相消褪，越长越像她妈。从有了大女儿，我在人间就多了一乐。只要在家，只要有空，只要女儿在身旁，总要抱个不够，一边抱，一边摇摆着，一边哼着歌儿。女儿在我怀里，也似乎特别享受，不是安安稳稳地睡着了，就是咧个小嘴笑，或者，呵呵呵地大笑。
　　因为几乎是没花钱洗出来的，所以洗出来的那二十多张照片都特别小，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寸照片。别的，我还都不太在意，但是，看着女儿那张漂亮的特写照，在那么一张小的照片里，心里特别不过瘾。也不知是哪一天，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不照着画下来，画一张大的？
　　说干就干。拿了一张十六开白纸，用铅笔，照猫画虎——不，照着照片上我女儿的肖像——画起来。
　　其实，那之前，我并没有画过一张人物肖像，也就是在小学艺术课上跟着美术老师画过，画的什么，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更别提什么人物肖像画了。但是，那一次，我像达芬奇附了体——也许，是做爸爸的喜悦和对女儿的爱做了原动力——拿着铅笔，先勾出轮廓，再画眼睛，接着勾勒其它细部，最后，涂抹出明暗，也不知画了多长时间，反正，最后，我女儿的一幅铅笔肖像画画成了。
　　当然，我不是把一张照片全画下来了，而是只截取了我大女儿的脸部，画了一张面部特写。也正因为是经过剪裁的，我女儿独有的娇嫩，清纯，漂亮，健康，欢快，幸福，不但被放大，也被突出彰显，精气神都极富美感。
　　我妻子看了，也是喜在眉梢，从不爱夸奖人的她，竟然特别提议：“将这张画贴在咱西墙上吧。”我当然非常赞同。两口子紧密配合，就用浆糊非常平整熨贴地贴在了墙头上。
　　我们的大床就紧靠西墙，每天一睁开眼，就可以看见我女儿在墙上对着我们笑，一天的好心情就“哗啦”一声打开。
　　到我们一九八八年五一节搬家走的时候，我想从墙上将女儿的画像揭下来，但是，因为粘得太牢固了，揭不掉，实在太遗憾了。再后来，那房子拆掉翻新了，女儿的画像彻底没了。
　　不过，却带走了另一张画像。那是我的画像，是另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和我女儿的形成鲜明对比。精瘦如枯柴，佝偻如瘪蛆，猥琐如饿鼠。
　　我给学生讲夏衍的《包身工》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学生说过一句话：“我小时候比‘芦柴棒’都‘芦柴棒’。”
　　那是大饥荒年代，我还没有上学，大概四五岁，在一个学校操场里，学生们正在开运动会，我本来是被四叔带去看运动会的，因为饿得头晕眼花，少气无力，就窝屈在操场旁，再也不动弹了。一个爱好美术的学生看见我的可怜样儿，在一旁偷偷画了下来。画好后，交给我四叔，我四叔又给了我，我就一直放着。这其中的细节，我在以前的文字里已经写过，不再赘述。
　　这两张画，父女之间形成鲜明对照。
　　我这当爸爸的，童年时代赶上了大饥荒，当年饥饿的残酷都定格在我那张童年画像上。
　　而我的女儿，生在邓小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一切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起码，我们家里不再因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了，我的女儿已经不受饥饿的煎熬了，她已经活得健康而快乐了。
　　到我再一次搬家，我那张画像也找不到了，连同我大女儿幸福快乐的幼儿模样和我饥饿的童年记忆，都泥牛入海了。至今，我都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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