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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粤海关监督与《红楼梦》

时间: 2018-08-27 08:15; 作者: 高中作文网  电脑版浏览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回前文字所写:“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在第一回借甄士隐之口发出浩叹:“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部古典名著实际上反映的曹李孙三家全部衰落,“瞬息间……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树倒猢狲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是这一切,与海关有什么关系呢?
  曹雪芹告诉读者,金陵城中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表面上看是贾家势力最大,实际上,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才是四大家族的核心。原来,王子腾的父亲主管清朝的外贸,由此大发横财,并且罗致许多“洋玩意”。这究竟只是曹雪芹的艺术想象,抑或并非空穴来风?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正如荣国公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贾代善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贾政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父亲,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本人一样,主管清朝的外贸的王家也有原型,即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家族。
  《红楼梦》开篇,曹雪芹就告诉读者,金陵城中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还为此编了顺口溜《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中,表面上看是贾家势力最大,也是全书的中心,但执掌贾家荣国府日常事务的,却是贾母的孙媳妇王熙凤,府中的关键事务大多由贾母与二儿媳王夫人即贾宝玉之母共同决定,大儿媳邢夫人却总是靠边站。邢夫人尽管有时对自己的儿媳王熙凤不满意,却总不敢与之对抗到底,看似怪异,其实自有缘故。王夫人与王熙凤都出自王家,王熙凤的叔叔王子腾历任九省统制、内阁大学士,远比贾、史、薛家的成员政治地位高,穷书生贾雨村正是被王子腾召入京中,很快官拜应天府尹,后来一直做到大司马、军机大臣,辅佐王子腾;贾元春能入选皇宫做女史,也要拜王子腾推荐之功。王家不仅政治地位高,财富也远多于其他家族,王熙凤因为利钱的问题与丈夫贾琏吵架时,训斥后者说:“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你们的,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
  原来,王夫人与王熙凤之所以能在荣国府居于“执政”的地位,既是因为她们的家族政治地位高,更是因为她们带到荣国府的嫁妆多,这都是邢夫人无法相比的。不料福兮祸所伏,后来王子腾与贾元春几乎同时去世,四大家族随之便土崩瓦解。这样看来,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才是四大家族的核心。
  作为豪门王家的成员,王夫人与王熙凤的衣着打扮都与众不同,林黛玉刚到荣国府就发现了这一点:王熙凤“身上穿著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王夫人的寝室里“临窗大炕上猩红洋……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红楼梦》全书中共有48个“洋”字,33个与外贸商品有关,其中至少14个为王家成员所有。看来,王家的东西往往沾着一个“洋”字,相比之下,《红楼梦》中其他人物的衣着打扮就不免显得有些“土气”了。
  王家为什么这么有钱,又为什么有这么多“洋玩意”呢?据王熙凤亲口介绍:“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原来,王子腾的父亲主管清朝的外贸,由此大发横财,并且罗致许多“洋玩意”。这究竟只是曹雪芹的艺术想象,抑或并非空穴来风?
  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正如荣国公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贾代善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贾政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父亲曹?,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本人一样,主管清朝的外贸的王家也有原型,即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家族。
  原来,李氏的父亲叫李月桂,李月桂的堂兄李士桢在公元1681至1687年之间担任广东巡抚,李士桢的妻子恰恰姓王。明末清初,由于倭寇和郑氏集团等海上反朝廷势力经常攻击东南沿海,朝廷长期实施“海禁”政策,不许中国商船出海,也不许外国商船靠岸,使沿海地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公元1683年,清朝水师攻占台湾,消灭郑氏集团,沿海各地的官民于是急不可耐地请求开放海禁。正为统一海峡两岸而兴奋的康熙皇帝欣然批准了这个请求,在公元1685年开放了4座外贸港口,即江苏的上海、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和广东的广州,并在每座外贸港口各设立了一个海关,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实际上当时还有二座对外贸易窗口,即浙江的乍浦(专门对日本贸易)和蒙古的恰克图(专门对俄罗斯贸易),但它们并没有独立的海关。江海关、浙海关的监督都由该省巡抚兼任,闽海关的监督由福州将军兼任,只有广东外贸因为数额巨大,设立有专职的粤海关监督,直属户部,所以外国商人经常简称粤海关监督为“户部”。但与户部的其他下属单位不同,粤海关号称“天子南库”,收的进出口税金大多直接交给内务府,所以粤海关监督这个大肥差通常都由皇帝派最信任的旗人担任,例如李士桢的同事、首任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
  综上,清朝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与《红楼梦》,也是说来话长。雍正元年,雍正以“巨额亏空”的罪名查抄李家,李家的家产全部充公,李家二百多口人除李煦一人外全变卖为奴。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撤职抄家,孙家被撤职,而李煦则被发配打牲乌拉(今吉林北部),不久便饥寒交迫而亡。奉旨抄没曹頫家产的江宁织造郎中隋赫德奏报:“窃奴才荷蒙皇上天高地厚洪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于未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夹讯监禁,所有房产什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固。......再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见《故宫周刊》第八十四期)。之后,曹家在南京的家产奴仆等悉归隋赫德所有。(隋赫德也于雍正十一年十月被撤职查办,财产全被抄没,步了曹家的后尘。)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此诗是清初诗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中的一首,足见当年广州十三行的兴隆旺景。其背景是,1684年,清朝平定台湾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全面解除了实施28年的海禁。同年,清廷在云台山、宁波、厦门和广州分设江、浙、闽、粤四海关(江海关后来移至上海),隶属户部,替代过去的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事宜。中国近代海关体系,自此建置。开海前,康熙曾和大臣讨论。他问:“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然后又批评边臣为私利而阻民生:“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其中透露出清帝的两点认知:第一,是否禁海,与边疆安全极为相关。若海氛不靖,则理应限制海上往来。第二,海洋贸易关涉国计民生,而且私商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在边患消除的情况下,应尽快还利于民。正是这两重考虑,勾勒出有清一代海政之大概。实际上,鸦片战争前,清廷对海洋的态度,始终是在安全和利益之间调整。而且不独中国,德川幕府以长崎为唯一对欧贸易口岸,也是在安全和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清代的对外贸易管理,比明朝要更为开放灵活。明朝虽曾断续设立几处市舶司,但大体还是将海外贸易纳入朝贡制度之下。到了明后期,更只有月港一处允许商民出海交易。而康熙的做法,则是东南沿海全面开放:亚洲和欧洲商船可以停泊在上海、宁波、定海、温州、泉州、潮州、广州或厦门。在制度方面,无论是对私人贸易的鼓励,还是对洋商的管理上,都进一步超越了既有的朝贡体制,给对外交往加入新的内容。
  具体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开放海禁之处,并没有设置专营外贸商行。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名义上虽称“十三”,其实并无定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日子一长,十三行就逐渐演变为一个特殊组织,享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这些特权买办中,又尤其以商家潘、卢、伍、叶四族豪门获利最多,所以由此发展成为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而广州也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
  清朝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市舶官吏,也是首任海关监督。
  据《中国海关百科全书》姚海琳记载:宜尔格图,生卒年不详。清朝首任粤海关监督。皇族镶白旗人。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85)皇帝钦命其为粤海关总督,任期一年内共有两项举措见于史载;其一,到任后,根据当时中外贸易商船多载价格低贱之日用杂品,十船之之值不及前朝贸易船所载奇珍异宝之一船所值,袭明代征收船舶税的丈抽制已不适合清朝情况,遂上疏奏请在原先征收东西洋船税例的标准上各减20%,以轻税负。奏折获朝廷应准执行并告闽、浙、江三海关,均照粤海关税例征收。其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下令凡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一律从原停泊于澳门河虾的沙窝头、娘妈阁一带,改泊于虎门口外,以利海关监管。
  据《中国海关通志》记载:宜尔格图,清朝人,生卒年不详。男,满族。清首任粤海关监督。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撤平南王藩,恢复广州市舶提举司,宜尔格图出任市舶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广州撤市舶司置粤海关,康熙皇帝简点派允宜尔格图为粤海关监督,在关防的职称上为“督理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宜尔格图任职后进行粤海关建置、修订《粤海关税则》、建立和加强进出境外国商船监管制度等,为建立海关监督管理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熙二十五年(1686),宜尔格图重新制定外国商船的引水制度。规定入珠江内河的外国商船由原来泊于澳门河下游,一律改泊虎门口外,须由引水员带船入江。宜尔格图在修订税则中,上疏奏请改革明代征收船舶税的丈抽制。在原先征收东西洋船税例的标准上各减20%,以轻税负。获朝廷应准执行,并告闽、浙、江三海关,均照粤海关税例征收。
  粤海关监督这个大肥差通常都由皇帝派最信任的旗人担任,例如李士桢的同事、首任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而这一切,都与我们熟知的《红楼梦》有直接的关联。
  公元1686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经过长期的讨论,发布了影响深远的《分别住行货税》文告,规定将广东商行(公司)划分为洋货行与金丝行两种,洋货行专营对外贸易,税率较高,称为“行”税,赴海关纳税;金丝行专营国内贸易,税率较低,称为“住”税,在税课司纳税。《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就此解释说,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为了保护商业,避免商人遭到“层叠影射,致滋重困”,可见广东官员“裕课必先恤商”,“凡系通商裕课之事,无不竭力讲求。”其实,区分行、住税,是中国古代“行商坐贾”传统观念的反映。由于商业与物流的发展,明清时期已经很少看到安居一地、坐店经商的“贾”这个职业,可官员们在潜意识里仍然推崇开展短距离商业活动的商人,而贬低开展长距离对外贸易的商人。但最终,专营国内贸易的金丝行虽然享受税收优惠,却一直发展不起来,反倒是税率更高的洋货行(简称“洋行”)把对外贸易做得风生水起,直至执清帝国经济之牛耳,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组织。
  在分设洋货行与金丝行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广东巡抚李士桢,曾经多次表达“恤商”(体恤商人)的观点,要求合理征收商税,整顿商业秩序,改善商业环境,加强商路治安,保证商路畅通,倾听商人意见,似乎是一位中国古代官场罕见、走在时代前列的“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广东外贸百废待兴,外国商船来得不多,以康熙皇帝为首的朝廷高层急于获得钟表、玻璃镜、葡萄酒等欧洲舶来品,而李士桢本人又极为贪婪,朋友说他“稍受礼物”,政敌则骂他“贪污不法”,最终在颁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的次年,即被左都御史王鸿绪以“贪劣”罪名弹劾。但没过多久,李煦的二叔李国屏又在公元1710至1713年间出任粤海关监督,继续掌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红楼梦》中王家成员奢华的服饰、惊人的资产,许多即来源于其原型李士桢家族在广东经营外贸的灰色收入。
  透过历史的迷雾,通过文学作品中的蛛丝马迹,清朝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的形象,是不是丰满一些了?虽然,他的生卒年依然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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