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回前文字所写：“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在第一回借甄士隐之口发出浩叹：“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部古典名著实际上反映的曹李孙三家全部衰落，“瞬息间……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树倒猢狲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是这一切，与海关有什么关系呢？
　　曹雪芹告诉读者，金陵城中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表面上看是贾家势力最大，实际上，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才是四大家族的核心。原来，王子腾的父亲主管清朝的外贸，由此大发横财，并且罗致许多“洋玩意”。这究竟只是曹雪芹的艺术想象，抑或并非空穴来风？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正如荣国公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贾代善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贾政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父亲，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本人一样，主管清朝的外贸的王家也有原型，即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家族。
　　《红楼梦》开篇，曹雪芹就告诉读者，金陵城中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还为此编了顺口溜《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中，表面上看是贾家势力最大，也是全书的中心，但执掌贾家荣国府日常事务的，却是贾母的孙媳妇王熙凤，府中的关键事务大多由贾母与二儿媳王夫人即贾宝玉之母共同决定，大儿媳邢夫人却总是靠边站。邢夫人尽管有时对自己的儿媳王熙凤不满意，却总不敢与之对抗到底，看似怪异，其实自有缘故。王夫人与王熙凤都出自王家，王熙凤的叔叔王子腾历任九省统制、内阁大学士，远比贾、史、薛家的成员政治地位高，穷书生贾雨村正是被王子腾召入京中，很快官拜应天府尹，后来一直做到大司马、军机大臣，辅佐王子腾；贾元春能入选皇宫做女史，也要拜王子腾推荐之功。王家不仅政治地位高，财富也远多于其他家族，王熙凤因为利钱的问题与丈夫贾琏吵架时，训斥后者说：“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你们的，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
　　原来，王夫人与王熙凤之所以能在荣国府居于“执政”的地位，既是因为她们的家族政治地位高，更是因为她们带到荣国府的嫁妆多，这都是邢夫人无法相比的。不料福兮祸所伏，后来王子腾与贾元春几乎同时去世，四大家族随之便土崩瓦解。这样看来，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才是四大家族的核心。
　　作为豪门王家的成员，王夫人与王熙凤的衣着打扮都与众不同，林黛玉刚到荣国府就发现了这一点：王熙凤“身上穿著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王夫人的寝室里“临窗大炕上猩红洋……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红楼梦》全书中共有48个“洋”字，33个与外贸商品有关，其中至少14个为王家成员所有。看来，王家的东西往往沾着一个“洋”字，相比之下，《红楼梦》中其他人物的衣着打扮就不免显得有些“土气”了。
　　王家为什么这么有钱，又为什么有这么多“洋玩意”呢？据王熙凤亲口介绍：“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原来，王子腾的父亲主管清朝的外贸，由此大发横财，并且罗致许多“洋玩意”。这究竟只是曹雪芹的艺术想象，抑或并非空穴来风？
　　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正如荣国公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贾代善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贾政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父亲曹?，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本人一样，主管清朝的外贸的王家也有原型，即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家族。
　　原来，李氏的父亲叫李月桂，李月桂的堂兄李士桢在公元1681至1687年之间担任广东巡抚，李士桢的妻子恰恰姓王。明末清初，由于倭寇和郑氏集团等海上反朝廷势力经常攻击东南沿海，朝廷长期实施“海禁”政策，不许中国商船出海，也不许外国商船靠岸，使沿海地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公元1683年，清朝水师攻占台湾，消灭郑氏集团，沿海各地的官民于是急不可耐地请求开放海禁。正为统一海峡两岸而兴奋的康熙皇帝欣然批准了这个请求，在公元1685年开放了4座外贸港口，即江苏的上海、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和广东的广州，并在每座外贸港口各设立了一个海关，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实际上当时还有二座对外贸易窗口，即浙江的乍浦（专门对日本贸易）和蒙古的恰克图（专门对俄罗斯贸易），但它们并没有独立的海关。江海关、浙海关的监督都由该省巡抚兼任，闽海关的监督由福州将军兼任，只有广东外贸因为数额巨大，设立有专职的粤海关监督，直属户部，所以外国商人经常简称粤海关监督为“户部”。但与户部的其他下属单位不同，粤海关号称“天子南库”，收的进出口税金大多直接交给内务府，所以粤海关监督这个大肥差通常都由皇帝派最信任的旗人担任，例如李士桢的同事、首任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
　　综上，清朝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与《红楼梦》，也是说来话长。雍正元年，雍正以“巨额亏空”的罪名查抄李家，李家的家产全部充公，李家二百多口人除李煦一人外全变卖为奴。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撤职抄家，孙家被撤职，而李煦则被发配打牲乌拉（今吉林北部），不久便饥寒交迫而亡。奉旨抄没曹頫家产的江宁织造郎中隋赫德奏报：“窃奴才荷蒙皇上天高地厚洪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于未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夹讯监禁，所有房产什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固。......再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见《故宫周刊》第八十四期）。之后，曹家在南京的家产奴仆等悉归隋赫德所有。（隋赫德也于雍正十一年十月被撤职查办，财产全被抄没，步了曹家的后尘。）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此诗是清初诗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中的一首，足见当年广州十三行的兴隆旺景。其背景是，1684年，清朝平定台湾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全面解除了实施28年的海禁。同年，清廷在云台山、宁波、厦门和广州分设江、浙、闽、粤四海关（江海关后来移至上海），隶属户部，替代过去的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事宜。中国近代海关体系，自此建置。开海前，康熙曾和大臣讨论。他问：“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然后又批评边臣为私利而阻民生：“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其中透露出清帝的两点认知：第一，是否禁海，与边疆安全极为相关。若海氛不靖，则理应限制海上往来。第二，海洋贸易关涉国计民生，而且私商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在边患消除的情况下，应尽快还利于民。正是这两重考虑，勾勒出有清一代海政之大概。实际上，鸦片战争前，清廷对海洋的态度，始终是在安全和利益之间调整。而且不独中国，德川幕府以长崎为唯一对欧贸易口岸，也是在安全和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清代的对外贸易管理，比明朝要更为开放灵活。明朝虽曾断续设立几处市舶司，但大体还是将海外贸易纳入朝贡制度之下。到了明后期，更只有月港一处允许商民出海交易。而康熙的做法，则是东南沿海全面开放：亚洲和欧洲商船可以停泊在上海、宁波、定海、温州、泉州、潮州、广州或厦门。在制度方面，无论是对私人贸易的鼓励，还是对洋商的管理上，都进一步超越了既有的朝贡体制，给对外交往加入新的内容。
　　具体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开放海禁之处，并没有设置专营外贸商行。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名义上虽称“十三”，其实并无定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日子一长，十三行就逐渐演变为一个特殊组织，享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这些特权买办中，又尤其以商家潘、卢、伍、叶四族豪门获利最多，所以由此发展成为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而广州也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
　　清朝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市舶官吏，也是首任海关监督。
　　据《中国海关百科全书》姚海琳记载：宜尔格图，生卒年不详。清朝首任粤海关监督。皇族镶白旗人。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85）皇帝钦命其为粤海关总督，任期一年内共有两项举措见于史载；其一，到任后，根据当时中外贸易商船多载价格低贱之日用杂品，十船之之值不及前朝贸易船所载奇珍异宝之一船所值，袭明代征收船舶税的丈抽制已不适合清朝情况，遂上疏奏请在原先征收东西洋船税例的标准上各减20%，以轻税负。奏折获朝廷应准执行并告闽、浙、江三海关，均照粤海关税例征收。其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下令凡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一律从原停泊于澳门河虾的沙窝头、娘妈阁一带，改泊于虎门口外，以利海关监管。
　　据《中国海关通志》记载：宜尔格图，清朝人，生卒年不详。男，满族。清首任粤海关监督。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撤平南王藩，恢复广州市舶提举司，宜尔格图出任市舶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广州撤市舶司置粤海关，康熙皇帝简点派允宜尔格图为粤海关监督，在关防的职称上为“督理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宜尔格图任职后进行粤海关建置、修订《粤海关税则》、建立和加强进出境外国商船监管制度等，为建立海关监督管理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熙二十五年（1686），宜尔格图重新制定外国商船的引水制度。规定入珠江内河的外国商船由原来泊于澳门河下游，一律改泊虎门口外，须由引水员带船入江。宜尔格图在修订税则中，上疏奏请改革明代征收船舶税的丈抽制。在原先征收东西洋船税例的标准上各减20%，以轻税负。获朝廷应准执行，并告闽、浙、江三海关，均照粤海关税例征收。
　　粤海关监督这个大肥差通常都由皇帝派最信任的旗人担任，例如李士桢的同事、首任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而这一切，都与我们熟知的《红楼梦》有直接的关联。
　　公元1686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经过长期的讨论，发布了影响深远的《分别住行货税》文告，规定将广东商行（公司）划分为洋货行与金丝行两种，洋货行专营对外贸易，税率较高，称为“行”税，赴海关纳税；金丝行专营国内贸易，税率较低，称为“住”税，在税课司纳税。《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就此解释说，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为了保护商业，避免商人遭到“层叠影射，致滋重困”，可见广东官员“裕课必先恤商”，“凡系通商裕课之事，无不竭力讲求。”其实，区分行、住税，是中国古代“行商坐贾”传统观念的反映。由于商业与物流的发展，明清时期已经很少看到安居一地、坐店经商的“贾”这个职业，可官员们在潜意识里仍然推崇开展短距离商业活动的商人，而贬低开展长距离对外贸易的商人。但最终，专营国内贸易的金丝行虽然享受税收优惠，却一直发展不起来，反倒是税率更高的洋货行（简称“洋行”）把对外贸易做得风生水起，直至执清帝国经济之牛耳，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组织。
　　在分设洋货行与金丝行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广东巡抚李士桢，曾经多次表达“恤商”（体恤商人）的观点，要求合理征收商税，整顿商业秩序，改善商业环境，加强商路治安，保证商路畅通，倾听商人意见，似乎是一位中国古代官场罕见、走在时代前列的“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广东外贸百废待兴，外国商船来得不多，以康熙皇帝为首的朝廷高层急于获得钟表、玻璃镜、葡萄酒等欧洲舶来品，而李士桢本人又极为贪婪，朋友说他“稍受礼物”，政敌则骂他“贪污不法”，最终在颁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的次年，即被左都御史王鸿绪以“贪劣”罪名弹劾。但没过多久，李煦的二叔李国屏又在公元1710至1713年间出任粤海关监督，继续掌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红楼梦》中王家成员奢华的服饰、惊人的资产，许多即来源于其原型李士桢家族在广东经营外贸的灰色收入。
　　透过历史的迷雾，通过文学作品中的蛛丝马迹，清朝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的形象，是不是丰满一些了？虽然，他的生卒年依然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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