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线针
　　村里的女人都有一副毛线针，一尺来长，两头尖。有的是竹篾针，泛着麦色的光泽，捏在手里光滑细腻，织出来的毛衣针脚平实精细。有的是钢针，凉凉的，一织可以织五六年，甚至更长。女人像自己手中的毛线针，尖尖的嘴巴却有一副热心肠，而男人则像女人手中的那缕毛线，如果谁不适应女人，这日子就会磕磕绊绊。似乎，女人天生是一个艺术家，日子在她们手里变得进进出出，既不会打结，也不会漏掉一个针脚，而男人则是让针脚走得结实的一个理由。
　　母亲让我坐到门槛上，把毛线束挂在我手上，露出大拇指，其余手指全套在线里。母亲自己找来一把凳子，用食指与拇指挑开毛线束，仔细辨认后抽出一根线头。我手朝两侧张开，撑直毛线。母亲的左拇指向外翘着，用右手在左手的四个指头上缠住毛线，开始绕线团。线从我手上蹦出来，在母亲手上绕成了圈。时间一长，人僵在了那儿。由于我的僵硬，母亲绕线团也变得不利索，线在手上居然磕磕巴巴。母亲让我放松：“不必举得这么死板，线从哪只手上出来，你就把那只手稍微往下压一压。”线跟人一样，也要喘喘气，不能憋着一口气跑到终点。
　　我的左右手配合着母亲的节奏，一斜一侧，一侧一斜。母亲手上出现了一只慢慢变大的线团，最初套在里面的四个手指早已取出来，慢慢由捏转为抓、捉。线团越来越大，母亲不得不让自己的手指控制线团的范围由全面掌控变成局部把握。织成一件毛衣需要六七个这样大的线团。
　　织毛衣的时候大多在秋天。秋后的女人长着一双粗糙的手，关节粗大，皮肤干燥，手指头看起来笨头笨脑，手上还有收棉花秆时被拉破的伤痕。
　　我们惊讶地发现，母亲与婶婶们看似粗笨的手指灵活地指挥着毛线针，毛线从右手食指绕过去，又在无名指上穿过，小手指微微翘起，又有点略弓，贴在无名指旁。食指与拇指一张一合，针线一进一退；无名指与小指轻轻配合，状如兰花。也有的女人织一会儿，然后从线团上抽出一截，搁在篮底。谁都不会去测算这一截线到底有多长。可抽出来的线似乎明白织毛衣女人的心思，每织完一段，女人想伸个懒腰什么的，手上的线正好变直。
　　女人从秋天开始一直织到入冬，仿佛织长一个秘密。第一件毛衣肯定是自己男人的，第二是小孩的，最后才是自己的。这似乎约定俗成，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哪怕男人跟女人吵过架，女人第二天手里织的还是那个冤家的毛衣。
　　有的女人把小竹篮挽在右手上，主人给她椅子，她也不坐，而是靠在门框边一边织毛衣，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主人一看就明白这个女人还要去串门，于是也不再坚持。互相交谈的话题随时可以中止，也可随时更换，就像织毛衣女人的脚一样，一只在门槛里，另一只准备随时启动。老人不太喜欢这样的女人，屁股都坐不热的女人怎么可能织出好细活？
　　我远房阿太有一双很尖的眼睛，看女人首先看她的屁股。阿太说，女人的屁股一定要大，这叫“坐家门”。她的几房媳妇果然个个大屁股，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大，大到坐在凳子上根本看不清凳角。如果拿椅子给她们坐，椅子似乎成了一道夹板，屁股与腰上的肉一棱一棱地往外露，而且还不能动，一动，椅子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听得直替椅子担心。不知是因为嫌自己的容颜差，还是因为坐的位子不舒服，还真很少看到她们出来串门。她们最大的特点是每房都生了三个儿子，喜得阿太眼睛都眯成了缝，于是少不了向我们的二阿太、小阿太传授经验。
　　织毛衣的女人手不闲，嘴也没闲着。东拉西扯，家长里短，生活的琐琐碎碎，包括村庄里的七七八八，从女人的嘴里随随便便出来，好像把话都织进了毛衣。话题总是由串门进来的女人先发起，主人或附和或另起一个话题。有兴趣的，跟手中的针线一样可以来来回回；如兴趣不大，没有几针工夫就被替代了过去。织毛衣的女人都明白，此时的话是没有规矩的，或道听途说，或个人臆测，谁都不会探个究竟、辨个虚实。所以说过的话都飞不出去。这也是村里织毛衣女人们的一个约定俗成。从张家的一只狗聊到了李家的儿子，又由手中针线的花样说到镇上哪家新开的店里有新式编织图书。说着说着，一个女人弯下腰去抽线团；说着说着，另一个女人拿出木尺量衣服的长度。针在手上进进退退，线在针那儿上上下下，一会儿左手上的针换成了右手上的针。
　　家里的老人不喜欢自己的媳妇织毛衣的时候跟人聚在一起。但又不好说，只能拐弯抹角地提醒媳妇：“说是非，必是是非之人。话多了必定失言，谁能保证传来传去的话一定不会生出祸端。”媳妇听了，默不作声，其实心里有个尺度，对谁可以讲真心话，对谁不可以。村里有几个女人最多舌，只要闲下来就去串门，把前屋后院的是是非非搅拌一番。她们手里的毛衣，一个月后还只有一尺来长。
　　东村的菊仙嬷嬷人长得像只瘦猴，干起活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敢跟村里的任何男人比赛担泥袋。谁都不知道她的力气是怎么长出来的。她是个整天闲不住的人，手闲下来了脚肯定闲不了，脚得空的时候嘴巴肯定不得闲。很多老人都不太喜欢她，说她爱搬弄是非。菊仙嬷嬷的心比嘴巴还粗，从来不会看三色，别人的眼色、脸色、神色不管是欢迎还是讨厌，她都不会明白，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说东道西。她在口袋里塞一个大线团，一个上午可以串五六户人家。她最爱聊的是婆媳间的故事，一半是凭借她包打听的基本功夫，另一半是她添油加醋的技能，如果听的人再添加点情节，一天就能把一家婆媳关系彻底破裂。很多女人会讨论织毛衣的式样，什么绞花针、挑针、麻花针，尽量让一件很不贵重的毛衣变换出很多花样。菊仙嬷嬷织的毛衣是村里最最没有水平的那种，一针下去直到结束，还是原来的那针模样，一个变化都没有（俗称平针）。
　　菊仙嬷嬷的小儿子红军跟我们是同岁，他穿的毛衣最不起眼。最最奇怪的是，他的毛衣穿着穿着就露出一个窟窿眼。菊仙嬷嬷自然要骂他儿子一顿。结果她男人的毛衣穿到身上不到半个月也长了一个窟窿，要命的是她女儿穿的毛衣同样挂了一个眼。她八十岁的婆婆一个人在灶前嘀嘀咕咕，菊仙嬷嬷的男人听了半天，终于明白自己的娘在说什么。老太太说，一个女人织毛衣的时候老是东跑西跑，而且还东拉西扯，把是是非非都织进了毛衣，说不定还漏针，这毛衣不提前破才怪呢。
　　村里织毛衣的女人常常是三个女人凑在一起。不嫌少，也不嫌多，谈得拢，话投机，渐渐地固定下来。我家隔壁是马婶，她家里有两个常客，一个是我母亲，另一个是珍姑姑。她们这三个人织的是同一个款式，有时一边织一边聊，有时则三个人半天没有声音，各自打着毛衣，也并不觉得有些无聊。唯一不同的是她们织毛衣的姿势各异。马婶耸着右肩，左手顺势低下。马婶是能担一百斤以上的女人，已经习惯用挑担的姿势捏两根细细的毛线针。母亲把毛衣抱在怀里，毛衣的下摆夹在胳膊底下，两条腿伸得老长，人完全靠在椅子背上，针轻松地一左一右。母亲一直把织毛衣看成一种休息。我曾以为母亲这样坐了半天一定很累，想给她敲敲背，讨好她给我织毛衣。谁知，母亲露出奇怪的神色，织毛衣还会累？
　　我们觉得最好看的是那些梳着两条粗辫子的女人，她们有的把一根辫子搭在前面，另一根挂在脖子后。毛线针来来去去，两根辫子晃晃悠悠，偶尔还会一跳一跳，好看极了。珍姑姑这样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端正的五官，匀称的身材，再加上她油亮的辫子，不知道有多漂亮。珍姑姑的毛线针是竹篾材质的，初看还以为是木制的，纹路清晰，色暗，接近于咖啡色，上面似乎浮着一层油。珍姑姑织毛衣的时候，不像别的女人死盯着针线，她的手、眼、嘴巴似乎各自分工，各行其是。眼睛盯着我母亲的手，担心母亲走错新学会的针法。嘴巴里的话顺着马婶的话题，一句一句地接过去。而手像盲打一样快速地打下来，从不会出差错。珍姑姑的毛衣式样也最时尚，只要让她看一下别人织的花纹，她就能记住怎么织。
　　村里织毛衣的还有一批人，那是姑娘家。她们从不去串门，也不喜欢扎堆。她们静悄悄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虚掩着房门，像呵护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确信自己的父母都出门去了，才打开木箱子，从里面取出几束新毛线，挂在椅子背上，一个人偷偷地绕线团。如果听到外面有声音，赶紧拿一件衣服罩在椅背上。织毛衣的针早就备下了，是竹制的。细细的针才会织出平实而细腻的毛衣。她们在纸片上不知画了多少次毛衣的式样，包括尺寸，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揣摩领子、袖口、胸围等的大小，仿佛面前立着一个人。她们做这些事，连母亲都不知道。给自己的未婚夫织件毛衣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姑娘家的羞涩，还是不敢拿到太阳底下来织。有的是给自己意中人织的，如果还没有由媒人说过媒，这更加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姑娘家彼此间也隐瞒了这件事，谁都不知道谁什么时候学会了打毛衣。
　　她们手中的毛线针无声无息，挑上又转下，灵活地变化着针法。毛线针慢慢由米色变成麦色，泛着一层淡淡的油光，如同少女的皮肤。因为是偷偷地织，织一件毛衣也许需要几个月。姑娘表面上不露声色，其实还是被村里人捕捉到蛛丝马迹，这丫头几个月没在村里露面了，肯定偷偷织毛衣。至于给谁织呢，婶婶们聚在一起又会有意无意地编织出一个主题。
　　到了十五六岁，我们女孩每个人都要学会织毛衣。刚开始学织围巾，只要两根针就够了，一进一出，笔直地织下来，有三尺来长的时候差不多可以收结了。我也织过一条围巾，遗憾的是那条围巾织了一半，两边像犬牙交错，一看就知道是不会掌握疏密。按珍姑姑的说法，姑娘家心里有了男人，针和线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如果手中的针线有松有紧，这织出的无论是围巾还是毛衣不仅影响美观，也影响它的保暖。母亲曾给我藏了一副竹篾毛线针，托人从外地购来的，希望我将来能有一双好巧手。只是，那副毛线针至今还藏在箱子底里，可能还光鲜如旧。当年，母亲替我着急：“你这样下去，将来凭什么嫁出去？”
　　
　　二、钩针
　　我已经盯了很长时间，可还是看不懂英姐姐的指法，怎么就一转，一拉，不到半天就编织出一块非常漂亮的盖布。我一会儿伸长脖子，瞧英姐姐手上的针；一会儿侧身过去，看看从她手中一点一点往下滑的织布。屁股下的竹椅被扭得吱咯吱咯。英姐姐一直微微低着头，两只手娴熟地在针线间曲、伸、拉、挑。
　　英姐姐用湖蓝色的手绢扎了一根马尾巴样，头发乌黑，油亮，配上她鹅蛋形的脸特漂亮。英姐姐有一双丹凤眼，笔直的鼻梁，小巧的嘴唇，是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姐姐。英姐姐每次看到我总浅浅地一笑，我也跟着一笑，不过看起来有些傻傻的。英姐姐知道我去看她的意图，不由自主又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于是，我继续跟着笑，一对小虎牙不怀好意地冲着英姐姐。我想抿起来，不让小虎牙奔出来，可越这样我越觉得自己的表情对不起英姐姐。
　　我是听马婶说的。她说，姑娘家女大十八变，可并不是每个姑娘都能变得好模样。如果每天看一个漂亮的姑娘，看她三百六十次，就有可能变得跟她一样好看。我曾缠住马婶，这个方法到底灵不灵？马婶故作神秘，再也不肯多说一句。我时常对自己的五官不满意，细细的眼睛，不够挺直的鼻子，嘴巴虽说是小小的，可不够巧，抿紧嘴唇后变得跟一条直线似的。按照我妈的说法，我这嘴唇一闭，像关了窗户。
　　村里有一个从二十里地之外嫁过来的新媳妇，她在娘家的时候就会用钩针编织各种各样的盖布。这些盖布都是卖到城里去的，用在沙发、茶几、电视机上。她嫁到我们村的时候带来了几块，盖在茶盘上，非常漂亮。我们都没见过这样好看的织布，洁白如雪，团状的花纹，饰以镂空的蕾丝，把下面的玻璃杯映衬得不像是用来喝茶的杯子，倒像是用来插花的花瓶。我们惊奇地看了好半天，却没有人叫得出这是什么。碍于彼此的陌生与羞涩，大家都不敢主动问新媳妇那是什么。
　　过了一个月，大家最初的那点矜持慢慢松弛，开始互相有招呼。琴姐姐是那种快人快语的人，她一旦跟新媳妇有过二三句对话，便直截了当询问那种盖在玻璃杯上的“丝巾”哪儿买的。新媳妇莞尔一笑，说：“这是用钩针钩出来的，有专门的线。”一阵七嘴八舌，我们终于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几个姐姐的心早已被新媳妇的话说动了。她们央着她教。她同意了。一个星期后，她从娘家带来几枚钩针，一大包的线，都是白色的。几个姐姐每天围着她，跟她学钩针编织。英姐姐也去学，但不像其他姐姐看一下要问一下。这个说是不是这样啊？一只手举得跟摘饭篮子似的。那个说钩针打结了，两只手慌乱得像捞鱼。英姐姐不声不响，非常专注，眼睛紧紧地盯着新媳妇的手，不错过每个针法。一个小时后，英姐姐已经可以把视线从新媳妇手上移出来，一针一针地开始钩起来。新媳妇不住地夸奖英姐姐聪明，一教就会，惹得旁边的几位姐姐嘟起了嘴巴。

返回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