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腐败这个东西，是不会轻易言败的，它会伺机反扑。但这也没关系。身正不怕影子歪，打铁还要自身硬，只要无私，就能无畏。
　　但是，中国人的智慧往往异乎寻常，硬碰硬不行，就来点软的，打几拳太极。
　　仲夏的上午，阳光还是很温柔的。我像往常一样，端着茶杯在校园里转一转，听着远处传来的朗朗的读书声和近处抑扬顿挫的讲课声，自我感觉良好，便悠然自得地走出大门。大门口是一条笔直的大路，路面还没有硬化；右侧的梧桐间隔有序，一直延伸到大路的尽头；微风吹来，树叶飒飒作响，知了偶尔也叫几声，给人一种宁静安祥的感觉。这时，从马路拐向本校的路口，驶进一辆黑色小轿车；轿车停在我面前，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人问我：“你们校长在家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呀。”来人连忙把手伸过来，说:“你好，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有些事情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坐在车上，听他们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们是检察院反贪局的，坐在副驾位上的稍矮而白胖的是反贪局侦查科的欧阳科长，而坐在我身边的瘦高个儿姓李，是反贪局的一般工作人员。
　　车一直开到反贪局。讯问室两间相通，两边是茶几和木质沙发。欧阳走后，另进来两个人，他们坐在上边的沙发上，与我面对面。小李给我的茶杯加了一点水也走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就像正在做梦一样。作笔录的人严肃但不狂躁，讯问的人更是温文尔雅。我呢，大概像醉得不省人事一样，有问必答，毫不犹豫，毫不含糊。所以，不到一个小时，讯问就结束了。他们让我看完笔录后签字，我扫了几眼就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他们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屋里。我先在屋内转了两圈，也看不到什么景色，就走到走廊看看。墙壁上的白石灰因脱落而留下了大小不一的斑剥的花纹，不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办公楼还是租用的民房，总之，感觉很寒碜。正准备问问我是否可以走的时候，小李来叫我到下面去吃午饭。
　　这大概是内部小餐厅，大圆桌围坐着好几个人，全部是年轻小伙子，我忽然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桌上素菜多而荤菜少，当然没酒，或许叫工作餐吧。我平时一天两顿酒，没酒吃不下饭，养成这种不良习惯已经有些年头儿了，就问他们:“有酒吗？”这时小李起身到内间拿了一瓶啤酒，我一看又说:“一瓶不够。”这时，我看见有两个小伙子对视一下，抿着嘴笑，但小李还是又拿一瓶，然后又拿来一次性杯子和启子。吃饭的时候没人说话，只听见咀嚼声和筷子碰碗声。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完走后，我一个人还在细嚼慢咽，边吃边喝。我忽然觉得自己比孔乙己强多了。他是穿长衫站着喝酒，穷困撩倒还死要面子。我是穿T衫坐着喝酒，多少还有点风度。他的下酒菜就是几个回香豆，还得自己掏腰包，而且还有孩子在盯着那豆儿。我的下酒菜是大盘小盘十几道，无需自己花一分钱，而且身边很清静。想到这里，我自己忽然又好笑起来，这不是典型的阿Q精神吗？这时，我又拿自己和阿Q比较一下，阿Q的死对头是假洋鬼子，那么，我的死对头是谁呢？怎么也想不出来，因为他在暗处。可见，我的死对头还不如假洋鬼子，假洋鬼子还敢于公开亮相，而我的死对头却不敢公开露面。阿Q最怕的是假洋鬼子手中的哭丧棒，那么，打我的哭丧棒应该就是反贪局了。阿Q怕哭丧棒，但我并不怕反贪局。这样想着想着，我的阿Q精神又来了，也学着阿Q骂一句就算是“儿子打老子”吧。
　　在胡思乱想中总算把饭吃完了，酒也喝完了，这才打着酒嗝离开了小餐厅。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大概都午休去了，但我也不敢冒然离去，就又回到讯问室，在长沙发上躺下小睡一会儿。也许是当过兵的人睡硬板床习惯了，也许是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心理作用，也许是这段时间太疲劳，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倒下去就睡着了。
　　后来听说就在我睡木沙发时，学校来了一些打探消息的人，他们中有关心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巴不得我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才好。
　　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事无巨细，处处都要想到做到，否则就是失职。想到做到了，要想一个人都不得罪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关系一直处主导地位，触犯了任何人的利益，他必然会怀恨在心，哪怕你代表的是集体利益，他也会寻机予以反击。
　　忙碌的操心的是他们，而我则大有“春眠不觉晓”的感觉，一觉醒来，已是近黄昏的时刻了。见小李走来，就问他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他指指我身后说:“局长来了，你问他。”我回头一看，果然有个年轻人向我这里走来，我就问他，我能走不？他说可以走。但我刚走几步，局长又叫住我说:“教委计财股的副股长还没回，你还得等等。”看来，我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他们把我安排在民政局招待所的三人间，反贪局派两个人看着我，一人一张床，有蚊帐。离该睡觉的时间还早，没事干，就听小李讲故事。他说：有一次，局里的张科儿带一个同事到外地办案，回来走到信阳时，已经是夜晚九点多了，又没带车，问了几家宾馆都说客满。在最后一家宾馆里，前台服务小姐说，有位女士刚退了房，但就一张床，问他俩愿不愿住，他们连说“行”。他俩到了房间一看，发现刚退房的女士真有些粗心大意，就连卫生巾、乳罩等用品都丢下了。就在张科儿进卫生间时，他的同事把这些女人用品都塞到他的背包里。第二天回到家不一会儿，张科儿的老婆就发现了问题，她质问张科儿，这些女人用品是谁的，是从哪儿来的。张科儿真是有口难言、百口莫辩。直到他两口子闹着要离婚，他的同事这才意识到把事情搞大了，不得不出来揭开真象。
　　小李，人很年轻，但点子不少。他大概是想用张科儿的“冤案”来喻我的冤案。他们讲别的故事时，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小李对我说，教委计财股的副股长今晨三点就到案了，这里没我的事，让我回去。他俩把我送到马路口大转盘处搭车，我这才发现临来时只端了一个茶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小李掏了五块钱给我，我这才搭车返校。
　　二十个小时的关押，让人感觉反贪局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恐怖，更没有严刑拷打的行为，反倒让人增添了些许人性中的美感。
　　没过几天，欧阳和小李又不请自来。不过，他们这次来不是“请”我说明情况，而是“向”我说明情况。经他们介绍，举报、揭发我的问题总共十六条，其中十五条可以忽略不管，但有一条不能不调查一下。大至内容是：光山教育界近几年有自然减员二十多人的工资并没有报县财政注销，而是拨到了二职高的账户上，共有三十多万。举报信说是我和教委计财股的有关人员私分了。现已查明，这事和我无关，教委已经买了账。昨天夜晚，教委领导请他们喝茅台，事情说清了，说完他们就要走。我说:“你们招待我两顿，今天我招待你们一顿，算是礼尚往来；不过，我可没茅台，也吃工作餐。”他们这才留下。
　　饭桌上，欧阳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我县某村小学的教师家属状告校长，内容是学校食堂的淘米水、洗碗水、洗锅水都被校长家属挑回喂猪了，别人一点都沾不上边儿。你说这事怎么查？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接着，我指着自己的胳膊对欧阳说：“看看这上面的疙瘩，是前天夜晚在民政局招待所被蚊子咬的，现在还没消肿。鲁迅先生说，跳蚤咬人一声不响；蚊子咬人先要嗡嗡的发一篇议论，好像人的血就该它吸似的。所以，蚊子还没有跳蚤有德性。不过，我这是帐子没帐好，也怪不得蚊子。”欧阳苦笑了一下说:“不要再发牢骚了，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呢？”
　　这是一次善与恶的较量！这是一次正义与非正义的角逐！用事实粉碎贪欲梦想，彰显的是天地间的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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