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被说滥了，听厌了。我还是要说几句。“理想”这东西，我最早接触它是上小学。那时，我们这拨学生，恐怕很少不写《我的理想》这篇作文的。这是高大上的作文。在老师的正确指导下，我们曾经热血沸腾，无不豪言壮语，要把当科学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飞行员、运动员……作为人生的理想。当然，绝对不敢把当总书记、国家主席、资本家作为人生的理想。我是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后代，每天是摁着脚背看地面的，眼光也就几寸远，鼠目寸光吧。虽然在作文里写了一些远大的理想，但内心里却是一些很接地气的理想（姑且不论是不是理想）。我很俗，我的理想跳不出一年四季“衣食住行”的藩篱；我的理想挣不脱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束缚。我当时有四大人生理想。
　　先说说穿着的理想：我们那里属于江汉平原，夏收麦子，秋收棉花和稻谷，应该是中国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由于我家人多口阔，劳动力少，一年到头，扣除生产队分给的粮草钱之后，家里年年超支。那时的我，随着喉结渐渐突出、嗓音浑厚、嘴唇茸毛冒尖，穿惯补丁加补丁土布褂子的嫩皮开始发烧了；一年四季除冬天穿鞋的脚开始不安分了；一切开始臭美了。我很想拥有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衫和一双白色的球鞋。买这两件尤物需要11块钱。没钱怎么办？资本主义的毒苗，早已在我幼小的脊椎里扎根，开始长出尾巴了。尽管我起早贪黑放籇子捕鳝鱼去卖，捡散落在水稻田里苕籽去卖，但还是攒不齐买那两件心爱之物的钱。奶奶鼓励我，去公家那棉花苗已长成拃把高的麦田里，捡收割麦子时落下的麦穗。承诺小姑出嫁时收了人情，就给我补齐买球鞋的钱。于是放学了，我就一头扎进那田间，两眼盯着遗漏的麦穗去捡。那段时间捡麦穗，我都是紧跟本家堂兄宗海同行，他比我大二岁，高二个年级，身体壮实，是学校短跑和长跑双冠军。有一天，我们去金星大队一块已复收过的麦田里捡麦穗，当我们慢慢捡满一大包麦穗时，一个满脸麻子的高个头男子，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追过来。宗海兄大叫一声：“快跑！”当我反应过来，宗海兄已兔子般地跑出二百多米，把我远远地抛在他身后。我背着一包麦穗，赤着脚，逢坎过坎，逢沟过沟，不管脚下是秸杆茬子，还是荆棘桩子，一个劲地逃窜。就在离我小姑他们锄草的那块棉花田，还有三百多米的时候，我实在跑不动了，被追上来的麻脸男子擒住。我小姑放下手中的活赶过来，跟麻脸男子讲理。割资本主义尾巴，没理可讲。麻脸男子量我还是一个孩子，不追究其他责任，麦穗没收充公是免不掉的。当我从惊恐和麻木中镇定下来，才感觉右脚钻心的疼痛，低头一看，右脚大拇指指甲被踢飞了，血液已被尘土凝固。不久，奶奶兑现了诺言，让我实现了拥有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衫和一双白色球鞋的理想，幸福了好长时间。这件事让我懂得，实现理想不容易，实现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后来，我才知道，那麻脸男子姓黄，名昌斗，是金星大队一名大公无私、原则性很强的干部。据说，十几年前，他患癌症去世了。当时，我十分恨他。现在回想起来，倒是有几分敬佩他。如果现实的村干部，都像黄昌斗大公无私，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会建设得更快、更美。
　　其次说说吃的理想：那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镇城居民吃猪肉凭票供应。农民虽然养猪，但吃猪肉也不容易。粮食都不够人吃，哪有余粮养猪？即便你有余粮或饲料地供给养猪，也不是你随便可以宰杀牲猪的，必须完成上交国家一头肥猪（国家规定不低于120斤）任务，获得一张《牲猪义购证》，才能宰杀一头猪自食。我们家一直经济条件不好，多数年份是宰杀一头猪，先上交国家半边猪肉，再自留半边猪肉。我们家人口多，吃肉的次数，就像当下普通人家吃鲍鱼或鱼翅一般稀少。记得小姑当大队干部后，才有机会隔三岔五几个月，去公社食品公司买几斤肥猪肉回来开荤。只有一种做法，三五斤猪肉，一比一拌上三五斤米面粉，装在陶盆里，架在柴火上一个劲地死蒸。猪肉油脂渗进米面粉，胀大了体积也除去了油腻，吃起来真香啊！从那时起，我就在想，将来天天有粉蒸肉吃多幸福啊！我现在家里常年备有仙桃市生产的，湖北名牌产品五香味蒸肉米粉，完全实现了吃粉蒸肉的自由。上个月，我去超市买了两斤土猪肉，北大学子陆步轩创立、三十多元一斤、响当当的品牌猪肉，我把它全做成了粉蒸肉，吃了两个星期，吃腻了。不过，这一理想的实现，经历了漫长的四十年。
　　再说说住的理想：我的家乡是长江荆江分洪区，在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备案了的，且画上了防汛作战地图。也就是说，一旦长江荆江大堤到了溃口的危急关头，为了确保大武汉这个“帅”的安全，我的家乡就是随时要丢弃的“车”。遭遇过一九五四年水患之灾的我爷爷和父亲，在建房上，总是首先考虑如何防水淹、防浪冲的抵御功能。因此，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不惜全家人三年挨饿吃萝卜饭，省下粮食，请村里的几十个男女劳动力，肩挑背驮三天三夜，垒起了一个土台子。然后在台子上，建起了凹字形，三正间和二辅间，原木梁柱支架、麦草盖顶、稻草搅拌泥巴糊壁子的房屋。父亲说，那房子冬暖夏凉，更主要的是一旦洪水袭来，立马可以打掉壁子上的泥土，用缆绳系牢梁柱，紧紧地拴在台子下四周的杨柳树上，房屋就不会被洪水冲走。洪水退去，重返家园就地取材修复十分容易。当然，建一栋钢筋混凝土的楼房更好，但那时不可能做到。木架草盖的新房子住一二年，真还是冬暖夏凉。到第三年，盖顶的麦草开始霉烂，时不时掉下几只多足的、发出臭味的“草鞋斑”虫子。下天雨，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到处滴漏酱油般的雨水。尤其是深夜下大雨，全家总动员，寻找坛坛罐罐接雨水，总是把我从熟睡中拉起来。三间正屋居住十人，中间是堂屋，东边爷爷奶奶带小姑和叔叔居住，西边是父母带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弟居住。一辅间是厨屋，另一辅间是猪栏屋。可是到了叔叔娶妻成家之时，父亲只有在正屋西边搭建一间草屋偏厦，我随父母自搬进那又暗又闷的偏厦起，就开始产生梦想，这梦想就是要在家乡建一栋，能遮风避雨、抵御洪水的钢筋混凝土楼房居住。后来，我长大了，跨过长江，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长期居住国家分配的房子。相当一段时期，是没能力回家乡自建一栋理想中的楼房的。现在有点能力了，却回不去了。改革开放之后，父母不辞劳苦，承包几亩棉花田，起早贪黑摸出一块块砖瓦，在家乡建起了三正间、二辅间砖瓦房，尽管那不是我理想中的钢筋混凝土楼房。其实，父亲一直在默默地实现他建房理想的同时，努力在帮我实现理想。那年，我把父母的户口迁到了我工作单位的所在地，不承想从此剥夺了父母回家乡当农民的权力，让二老失去了拥有家乡宅基地的身份。没隔几年，父亲被迫卖掉了那五间砖瓦房。至今，我的建房理想没有实现，只能偏居城市一隅的平层商品房。想当初，父亲是很不情愿卖掉家乡那房子的，我却充当了他卖房的积极倡导者。我没有实现自己建房的理想不说，却毁掉了父亲建房的理想。
　　最后说说行的理想：小时候，我曾多次趴在地下，观察过针头大的蚂蚁，背着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食物远行的惊人之举，也没激发我多少用两只脚远行的毅力。无论是跟奶奶北去刘港船码头，乘坐东方红江渝号客轮渡长江直达宜昌大姑家，还是跟父母南渡松滋河去外婆家走亲戚。走不到几分钟，我的腿脚就发软不听使唤了。往返外婆家几十里的路上，父亲自然会背我行走，来回大姑家一百多公里的旅途中，只有三寸小脚的奶奶是无力背我行走的。起初，我跟奶奶去宜昌大姑家，总是我本家的堂伯美爹，牵着生产队那匹棕色骡子，给我和奶奶当坐骑，去三十里路以外的刘港码头乘船。骡子虽然行走快如马也平稳，但它性格暴躁。有一次，当它驮着我和奶奶快要达到刘港船码头时，受到即将起飞喷洒农药的运五飞机吓惊，它前俯后仰地折腾几下，我被它狠狠地从脊背上摔下来。从此，我拒绝骑骡子，改骑了脊背如刀的低角老水牛。那老水牛行走慢如蜗牛，屁股坐久了有一种说不清的疼痛，进而就会生出许多遐想。比如人怎样才能驾云头自由行走呢？到了宜昌，我惊奇地发现，世界上竟然有一种，铁架子连着两个充气胶轮子，在地下飞快奔跑却不倒的车子。奶奶告诉我，那叫“洋驴子”，大姑说，那叫脚踏车。从此，我天天想有一辆脚踏车。后来，大姑回娘家带去好消息，说有一熟人，在八一钢厂附近的长江边撒网，打上来一辆旧自行车，只卖三十块钱，很划算。我听到后很兴奋。遗憾！当时，我们家拿不出这笔钱。我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种田时，脚踏车比以前多了。从刘港到金星大队，平行人工河的主干道，也变成了白油马路。每当周末的夕阳西下，我还在马路边的农田里劳作，偶尔一二个不知姓甚名谁的男士，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或洁白的衬衫，骑着一辆脚踏车，优雅地从刘港方向驶来，自豪地从我身边滑过。我就猜想，他们肯定是县或区机关的工作人员。那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又遐想，我以后要做那样的人。直到十年后，我有了一份国家分配的工作，我用三年的积蓄买了一辆凤凰牌轻便自行车，让我着实兴奋。那种幸福感，远远胜过如今我拥有了一辆四个轮子奥迪小汽车的幸福。说实话，我怎么也找不到那种幸福感了。
　　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人没饭吃、没衣穿、没房住的时候，想撑饱肚子、想保暖御寒、想遮风避雨的欲望和动力。什么是理想？理想是人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之后的精神追求和愿望。没有欲望，就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没有奋斗；没有奋斗，就没有幸福。“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普通老百姓的理想还算不上理想，充其量是人生某阶段的小目标；政治家、企业家立足宏观角度的梦想才是理想。总之，无论你处于人类的哪个层次，有欲望、有目标、有理想，才有奔头、才有奋斗、才有幸福、才活得有滋味。实现理想的幸福感并不在结果上，而在奋斗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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