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北方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山乡圪崂有些不讲卫生的“懒大嫂”们，冷得不想出门，往往就让自己的娃娃把大便拉在炕席片上，然后把狗唤过来给他“打扫卫生”，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乡谚“三九四九，隔门叫狗”……气候的确是寒冷啊！
　　可是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的心头却热烘烘的。
　　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一个作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男人。
　　秀莲生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母亲过饲养院这边来侍候。妻子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不多，他很快就正常出山劳动了。
　　往日在地里，他常贪活，总嫌太阳落山太早。可这些天来，他却怨太阳迟迟地不下西山——他急着收工，好跑回家去看亲爱的儿子。
　　当他急切地跑回家，扑上炕，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欣喜得鼻子一酸，他赶忙俯身去亲吻儿子的小脸蛋，却让秀莲把他的头掀在一边。妻子嗔怒地说：“你那副嘴巴把娃娃都亲疼了！”他也就嘿嘿笑着退开了。他的秀莲更丰满了，圆脸红润润的，带着做了母亲的幸福——多么满足啊！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身的沉重感就向他袭来了。
　　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硒惶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啊……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它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
　　按说，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
　　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圪节赴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得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象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哩！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
　　现在，他心想：也许真有这事哩！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耍奸溜滑的人了。而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
　　少安马上心血来潮地思量他领导的生产队能不能也这样搞？
　　他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他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他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象文化革命前一样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孙少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它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
　　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赴昔阳。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公，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
　　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象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
　　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叫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还有门哩！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
　　这样想过以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
　　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得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哩！咱个农民，怕个球！他公家还把咱老镢把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球！怕甚哩！”
　　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
　　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涌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
　　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
　　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
　　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象煮沸了一锅水！
　　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囤冒尖小囤流了！
　　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因此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得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拒挡他们呢？干！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议论起怎样分组；分组后怎样劳动；有的甚至描画这样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美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
　　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
　　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呀的“文件”——田平娃给它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
　　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后，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有兴趣的不妨浏览一下——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订签七八年生产合同如下：一、生产任务：定土地２２０亩。夏田１０３亩，其中小麦８３亩，复种荞麦１０亩；秋田１１７亩，其中玉米６０亩、谷子１５亩、糜子２５亩、蔓豆１０亩、其它豆类７亩。二、交队产量：小麦１２９４０斤、玉米１７７００斤、糜子３５５０斤、谷子３３００斤、蔓豆１７００斤、荞麦８００斤、其它豆类１１９０斤。
　　三、定工：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工３１４０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２３４０个；组内社员投肥工２８００个。
　　四、投资：投化肥２３００斤、农药款１０元。
　　五、奖赔：全奖全赔。所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１０％。
　　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入队、组各半；队按１．５０元一个工给组记工。
　　队长：孙少安（签名）
　　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签名）
　　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
　　田福堂听了这事，就象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他半天弄不懂倒究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他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
　　本来，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当然，他就是立即表态反对，他也肯定是正确的！这样做，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如果田家圪崂的人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不能！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让他想一想再说！
　　他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
　　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
　　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象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亭叫到了家里。
　　孙玉亭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田福堂讥讽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孙玉亭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哩？”孙玉亭说，“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
　　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那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
　　他紧张地听完玉亭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
　　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
　　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
　　兄弟俩立刻围住他，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亭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他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孙玉亭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
　　孙玉厚一看玉亭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
　　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
　　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当田福堂气喘嘘嘘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
　　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作了汇报。
　　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
　　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它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
　　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滩数字：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二千三百户。去年国家贷款金额近一千万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一千三百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
　　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
　　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
　　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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