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间，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我从小学五年级被“大锅端”进中学，度过了两年多所谓中学时光。现在想起来，说这段时间里我们在学校里一无所获还是不公允的，除了在“革命”的波峰浪谷中颠簸，毕竟还上过几节当然谈不上正规的文化课，并因曾接受的宝贵教诲而记住了我的英语启蒙刘老师。
　　中等个子、身材偏瘦的刘老师气质颇有几分儒雅，不知何故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他冬天里的那副装束：头戴一顶浅灰色的罗宋帽，脖子上围一条小碎格的线巾，半中半西式的蓝色袄罩里套一件中式小棉袄。总觉得他和我曾看过的“毒草”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有几分相似，只是还差几分潇洒。也罢，那个时候再潇洒点儿，怕就有麻烦上身了。刘老师那两片薄嘴唇吐字清晰、语音清亮，简直就是为说外语而天造地设的发声器，四十多年已逝，可他在每节课前给我们领诵的那几句时代特征鲜明的英语口号，此生我恐怕是忘不掉了：“Raiseourvigilance.Defendourmotherland.Wemustprepareagainstwar.Neverforgetclassstruggle！（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觉得可笑，当初这就是替代了师生相互问好的“最高指示”。
　　在家常便饭似的集会、游行等活动中喊惯汉语口号的我们，一下子接触到外语，哪里知道如何正确发音，就嘴里含着热豆腐一般滴里嘟噜地连蒙带唬。可偏偏碰上这位爱较真的刘老师，他就像齐泯王听竽那样把我们一个个叫起来“单挑儿”，搞得不少南郭先生狼狈不堪。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真与假的较量似乎正呈胶着状态，若要认真，也需要慎之又慎，讲究策略和方法。当时学校里正时兴“小将”或“大老粗”上讲台，而在驻校的“工宣队”里，恰有一位既有工人身份、又颇有几分文化的师傅，好像是姓张吧，走上了我们的外语讲台。这位张老师论外语知识肯定比我们多懂许多，他在教学中用汉字给英文字母、单词注音的方法易读、好记，受到很多同学的欢迎，一到他的课跟着“诶逼西弟”地喊得很爽。而刘老师对这种方法很明显是不赞成的，但他有多大胆量，敢指摘工人阶级派驻的代表？他能做到的，只能是加倍认真地教我们英语音标，并有意识地将其与汉语拼音作比较，挑出彼此间有显著差异的音素对我们反复强调。“讲外语，不是要中国人听起来不像中国话，是要外国人听起来真像本国话。”他这话我始终记忆犹新。
　　可能是由于兴趣所致，无须谦虚地讲，我对英语的接受与表达能力，刘老师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以致有一次我竟惹他生了点儿小气：刘老师要求把黑板上一个很简单的英语语句作句型转换，问哪个同学不会。看着身边呼啦啦举起的一片手臂，我有些心虚地也把手举了起来，立即感觉他把锐利的目光投向了我：“你也不会？我就要你试一试！”当我磕磕巴巴地把正确答案说出后，并未得到他的表扬，听到的一句冷淡的话明显流露着不满：“学习就是学习，这里用什么客气。”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好虚伪，羞愧得无地自容。
　　过后，一次在课间他叫着我的名字嘱咐我：“想学好外语，你就别怕出错，厚着脸皮多说多练，随时随地勤读勤记。别拿这当闲白儿，就像我们生活中离不开中国话一样，这个国家也永远少不了说外语的中国人。”他向我推荐手中的一本小小的工具书：“不贵，才几毛钱，可要是用足了它，价值不可估量。你如果有困难，我送你一本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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