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规定，委员不可以到申办城市考察，这样对北京就很不利，因为很多人没有来过北京，不了解北京。邓亚萍说，运动员委员会的这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波波夫最近一次来中国是1999年，还是去上海；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1987年到过上海，美国排球运动员鲍伯，也是1988年来过中国。那时的中国跟现在没法比，但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楼房也是灰色的。”所以做他们的工作也挺费劲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不能请进来，只好走出去。“我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这四五年，我与运动员委员会的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当过运动员，又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沟通。”邓亚萍说。她事先与在欧洲的委员们联系了一遍，询问他们是否有时间在他们住的城市碰面，然后按着预约的时间开始跑。到瑞典见一位冬季项目的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到卢森堡拜见卢森堡大公，到意大利见两个运动员委员。为了见美国的鲍伯，邓亚萍曾在三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还长。两三天跑一个地方虽然很辛苦，但邓亚萍觉得很值，她向这些人介绍北京的现状，跟他们印象中的北京截然两样。她告诉他们，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想举办一次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讲，那肯定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奥运会。
　　去莫斯科之前，北京奥申委已经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充分细致，我只是做了其中的一点点工作而已，很多人已经忙了两年多，没有节假日，非常辛苦。像何振梁先生、国际羽联主席吕圣荣等，他们要做得工作更多。
　　两次申奥 两次陈述
　　北京两次申奥，都是让邓亚萍作运动员代表。1993年，邓亚萍刚刚登上事业的顶峰，在头一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女单、女双两项冠军，并深得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喜爱。投票前一个多月，邓亚萍得到通知，让她代表现役运动员在最后的陈述中讲几句话。“但那时我根本不会讲英语，国际司的刘北剑替我写好了几句话，一句一句地教我，让我硬背下来。”如今已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了两年书的邓亚萍，觉得那次陈述经历真“悬”：“陈述的头一晚我基本没有睡觉，嘴里反复叨唠那几句话，比参加世界大赛还紧张。因为自己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万一忘了词怎么办，纸上的英文又一句都看不懂。轮到我上场时，我感觉心砰砰直跳，真紧张啊！但毕竟打过那么多世界比赛，一上场还是能够镇定下来，把那几句话顺利地背下来了。”
　　在莫斯科同样代表运动员作陈述报告，不仅仅是邓亚萍自己心定多了，所有听过邓亚萍讲英文的人都对她充满了信心。她现在可以用英文写论文，用英语作报告，在美国学习过的杨澜也对邓亚萍的英语水平赞不绝口。此外，还有一点令邓亚萍自信，“这四年我一直在清华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读书，书没有白读，我感觉自己比上一次申奥时成熟多了。”
　　虽然已经把陈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为了保险，邓亚萍还是带着稿子上台了，万一卡住了，看一眼稿子就可以接着往下说。尽管久经沙场，邓亚萍上场前还是觉得有点紧张。“8个陈述人，加上杨凌共9个人，我们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陈述好了，是应该做的，可能一票都不会加上去，如果陈述不好，就很可能会减票，北京奥申委前面做了那么多工作就会因此打了折扣，所以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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