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地同名、民同俗”
　　2015年3月26日，时任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的王君正率襄阳市经济友好代表团，赴襄州区友好城市——韩国襄阳郡考察访问。在韩访问期间，王君正书记再次提到：“中韩两襄阳异地同名，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比如两“襄阳”都拥有汉江、岘山、堕泪碑、鹿门寺、襄阳古城、太平楼、石桥等许多相同的山水名、建筑物名。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写的《襄阳歌》，至今在韩国襄阳郡广为传唱，是韩国优秀传统歌曲《李朝十二歌》之一。中韩两襄阳都有吃粽子、拔河、赛龙舟等传统习俗。
　　王君正书记的访韩，再次引起了市民对于中韩两襄阳“地同名、民同俗”现象的兴趣和思索。关于中韩两襄阳的渊源和关系，本报于2010年9月曾发表了湖北文理学院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秘书长、襄阳市社科联副主席叶植教授《中韩两襄阳同名同俗新解》的文章，昨日，记者再次采访了叶植教授，他向我们阐述了对中韩两襄阳“地同名、民同俗”现象的看法。
　　
　　“地同名、民同俗”始于七百年前
　　叶植教授说，襄阳郡在韩国江原道，是一个面向日本海的多山地区。襄阳郡城的布局和我市襄阳城相似。韩国的汉江发源于太白山，沿江有丹阳和襄阳，下游的首尔1308年以后至现代称为汉阳府，后称为汉城，其起源和终止地名与我国汉水相同，江原道最大的自然湖是洞庭湖。这些地名的命名时间距今七百余年。1397年，新罗的翼岭县改为襄阳府，1416年又改为襄阳郡。襄阳郡有座岘山公园，华人在这里感到格外亲切的是，园内有元朝至元二十五年立的与我市襄阳城南岘山上纪念西晋羊祜相同的大字石碑——堕泪碑。春天时节，这里樱花盛开，景色非常美丽，襄阳郡在此举行一年一度的岘山文化节，现改为一年一度的岘山文化祭。文化祭上的传统节目有吃粽子、拔河、赛龙舟、傩戏、巫祭等，祭祀我市历史上的名人羊祜是文化祭的一项庄严内容。
　　
　　新附军可能在韩落籍后成为当地人
　　中国距今六七百年前为元朝，叶植教授说，元朝建立前，蒙古就通过武力控制了高丽，高丽成为蒙古国的附属国，确立了朝贡关系。元朝建立后，元朝公主嫁入高丽为皇后，参主朝政，皇后之子立为世子，世子成为未来的国王，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姻关系，世世为姻亲之国。高丽王首先是元朝的地方官，其次才是高丽的国君。
　　至元五年到至元十年（1268-1273），蒙古军对南宋襄阳进行了五年的艰苦围攻。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年一月，襄阳守军降元。接着，蒙古军长驱灭宋，大批宋军尤其是辖今湖北、湖南大部的荆湖军成建制地降元，其中不乏昔日的抗元名将如高达等，被元人称为新附军。那支坚守襄阳五年、人数数千人的南宋抗元军队，身着单衣、手戴木枷，顶着骄阳，被元军驱赶着，像囚犯般从襄阳踏上了北上的征程。9月12日于中途获御赐冬衣，10月17日抵达大都，免去死罪，相当一部分兵士被编整为征伐日本的军队，由从蒙古军和蒙古汉军中遴选出的军官率领准备进驻高丽。10月25日，高丽国王王禃以“小国地狭、粮食歉收”为由，请求忽必烈将这支新附军暂时驻扎在元朝境内靠近高丽的东京路。后来，这些来自南宋的新附军就在缺少青壮年尤其是男丁稀少的高丽驻扎下来，并逐渐带入当地社会。这些国破家亡的新附军和部分降元的南宋军官到高丽后作为宗主国的驻军，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原有的卑微地位。然而，在孤独、单调、艰苦的异乡，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该是多么强烈，遂将故地的地名、文化、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等移植到了异国的驻地。
　　叶植教授认为，如今日本、韩国的民间文化、节庆、风俗、习惯和楚地极为接近并更多地保留了原貌的原因，此前学界多以为是受《荆楚岁时记》等汉文书籍影响的结果。现在看来，韩国襄阳郡民间的风俗、习惯、地名、节庆是不可能由书本带过去的，而主要由元朝的驻韩新附军带过去的。经历在元朝近百年的繁衍，这些人或已成为半岛南部偏远地区的重要甚或是主要人口。此后无数中国人到韩国定居，许多还走上了仕途，成为韩国的历史人物。
　　叶植教授告诉记者：自己审慎地指出这项研究意在提出问题，离定案距离尚远，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支持方能作进一步论证。
　　
　　叶植教授的南宋说更令人信服
　　襄阳市襄阳古城管委会文化旅游办公室主任方莉告诉记者，叶植教授的解读，逻辑之严密，材料之翔实，令人折服。如他所言，在长达五年多的襄阳守卫战中规模庞大的南宋襄阳生券军，由于守将吕文焕的投降，得以保全其有生力量，在元初的一些重大军事行动如东征日本中屡屡出现，同样，也出现在对当时高丽的驻军之中，并随着时局的演变，一部分则永远地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这确实可称目前中韩两襄阳“地同名、民同俗”的最可靠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是中韩两襄阳之间的唯一一次交流，作为历史上长期渊源深厚的“书同文”的国家，一些典籍的流传相信对两地的同名同俗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学者所持的早期迁徙说。但就目前的证据呈现来看，一个是地名的高度叠合，如岘山、堕泪碑、岘山亭、鹿门、习家池、襄阳古城、太平楼、石桥等，另外，据说韩国典籍亦载有“东津”。在韩国学者前些年访问我市时提供的有限数页《江原道襄阳郡邑志》中，“风俗”条写道：“（襄阳郡）喜游宴，业农业，恤丧塟，信巫鬼。”这与历史上的中国襄阳风俗简直如出一辙。中国襄阳的习家池即是“游宴之名处也”，习池之游是历代文人之向往所在，韩国的文人也不例外，叶植教授文中就列举数端。例如，韩国诗人金尚宪《送权缙赴襄阳郡》诗云：“习家池观已生尘，岘首残碑阅几春。江汉风流只虚事，鹿门须觅姓庞人。”不但诗句里涉及的习家池、岘首山、鹿门山、庞德公、汉江等都与襄阳直接相关，诗句也是化用杜甫《赠别郑链赴襄阳》“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的诗句。而成书于我市的著名的《襄阳耆旧记》的传世，1761年襄阳郡文人也有了一次效仿的“耆旧”之聚，会中的《耆旧会帖序》首句就开宗明义说：“中州襄阳有《耆旧传》。”对襄阳人文的思慕溢于言表。这样深度的影响和传承只能发生在密切的实际的交流和接触之中，且处在成熟稳定的文化辐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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