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我讲不好，也说不完。在所有的词汇里，我真的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语来形容我的父亲。
　　
　　一
　　我的父亲原名叫徐先达，智者先知，勇者先达，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多么好的名字。我可以推测起这样好的名字是花了银子请教书先生取的，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目不识丁。父亲老家住在骑岸镇的南街头一个叫十六总埠的地方，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三。由于家里穷，也没人管教，兄弟三个成天混迹于街头巷尾，冲冲杀杀，弄得街坊邻居怨声载道。
　　大伯叫徐佩达，偷鸡摸狗，无所不能，十八岁那年被保安团抓壮丁去当了白匪，解放后镇压反革命险些挨了枪子儿，据说他曾偷偷放走过我党地下交通员，有立功情节才免于一死。
　　二伯叫徐益达，听这名号真有点木榶醇的味道。离开大伯后，二伯便到粉丝坊里学徒做粉丝，他后来的一生也像亲手束过的无数捆的粉丝条子一样，清清白白地度过了一生。
　　我的父亲没了大伯、二伯的带领也安分了许多，农忙时除了耕种家里的几亩薄地外，还去帮地主家打打短工，混口饭吃。那时用水车灌溉，我父亲蹬水车的脚底功夫就是小时候练就的。我亲眼见过他蹬水车的情景，人在车上，轻如飞燕，号子声中，滔滔清流，涌入田间。
　　也许，这就是我父亲年轻时的定影，一个卷着裤脚，光着上背，不知苦难的少年。我想这种形象，真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少年润土。
　　父亲家里实在是穷，拿不出银子娶不到老婆。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便托人说媒想把三儿子送给人家当上门女婿。而我娘呢，自小就被我奶奶宠坏了，地里的农活做不起来，家里正缺个壮劳力，于是经人撮合，父亲倒插门来到姜家。据我母亲说，他们成亲那天才叫“大闹洞房”呢！
　　父亲新婚之夜也有一件新衣服，是我的爷爷卖棉花定制的青布长衫，在我的想象中这衣服一定很潮，穿在他身上肯定帅呆了，酷毙了，可这样漂亮的衣服当晚就被姜家长辈撕成了布条。在我们老家有个旧规矩，上门做女婿是要立纸笔的，想象中的那种男人卖身契。我父亲被招过来不是一子两挑而是招婿为子，所以一定要把名字改过来，我姜家的长辈们替我父亲早就取好了姓名：姜兰贵，可我这愣头青的父亲就是宁死不屈，坚决不改名姓，结果呢，被撕烂了长衫打得鼻青脸肿，还是被三四个男子汉按住摁上了手印。
　　父亲，我想象得出那夜你所受的屈辱。为了给你正名，为了还你尊严，在我背着书包上学堂的第一天，就请老师在我的识字课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我的名字：徐－姜－清，我要把堂堂正正的徐姓摆在姜姓前边，我要用自己被叫唤一生的名字，为你正本清源！
　　
　　二
　　父亲跟母亲成亲后，轻轻重重的活儿都落在父亲肩上。为了生计他冒险通过几道关口去贩卖私盐，有时盐运不出来，他就划条木船去贩运盐乳，卖给豆腐店里做豆腐弄点零花钱。
　　父亲年轻时胆子特别大，但在我后来的印象中似乎胆子又特别小。据我母亲讲，有一年日本鬼子进村抓挑夫，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躲的躲、藏的藏，唯独父亲一个人拿了根扁担跟日本鬼子走了，家里人都以为他这一去有命也无毛，肯定麻烦大了。哪知道第三天他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不仅毫发未损，还拿了两包东洋人的压缩饼干，他说，怕什么？日本人只要我挑子弹，又不要我这不值钱的命！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父亲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家里哪怕再穷再苦他都没皱过眉头。他同生产队里的人一齐干活时特爱讲笑话，队长派工，好多人都喜欢跟他扎堆在一块。他没有进过一天校门，但他的记忆力却非常好。小时候我们队里经常有个说书的瞎子来说书，什么薛仁贵征东、包公断案、封神演义等等，父亲是每场必到而且一听就能说得头头是道，我脑海中的残留的故事，大多是从父亲嘴里听来的。
　　父亲很少跟我发过脾气，也许是他到四十岁才有了我的缘故。他非常地疼爱我。我小时候鬼点子特多，只要哪里有什么新鲜好玩的，肯定是我第一个。那时我大约七八岁，生产队家家户户装了小广播。有一天父亲吃完晚饭正在瓷盆里洗刷碗筷，我问父亲：“爸，这广播怎么会有声音呢？”“通电呗！”“电是什么东西呀？”“我哪晓得？”趁父亲没在意时，我使劲扯下广播线，把一头放进他洗碗的水盆里，父亲的双手被电麻得像转米筛子。“你这小阎王！”，看我嘻皮笑脸的样子，父亲高举的大手又轻轻地揉在我的小脑袋上。
　　这就是我童年印象中的父亲，他像河边上的水车，吱吱嘎嘎，负重运转，给我幼小的心田浇灌甘泉。
　　
　　三
　　父亲是在我成家后慢慢变老的。有时我也慨叹，人怎么在你不经意间就老了，就没了呢！
　　我们结婚时父亲六十三岁，家里很苦，确实没有房子让我们安个家。父亲一脸的无奈和自责。在我结婚前一天，他从灶台底下捧出一坛咸菜叫我带走。他说，你们街上什么都要花钱，拿上这个喝碗稀粥，就不要买了！
　　我女儿出生时父亲六十四岁，第一次全家统一升级，开心的场面我是格外的清晰。那是个夏天，老婆和我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回到乡下老家，父亲不敢抱小孩儿，只是在摇篮边上乐呵呵地转来转去，转了大半天，他开心地大喊：“你们看，这小伢儿不是六脚趾。”我们早就知道她不是六脚趾，为了让我们陪他一齐开心，他故意这么喊了一句。父亲，你这时才像个快乐的小老头。
　　我二十八岁那年，父亲六十八岁。那是一九九二年，我刚从边远的农村供销社调到总社机关工作。国庆节前夕，在没有任何征兆的一个下午，老婆急匆匆地赶到城里，说父亲走了，我说，你玩笑别开大了，爸只是哮喘，没这么容易死吧？谁这个时候跟你开玩笑，还不快回去！我一路都不相信，直到到家门口看见母亲放声痛哭，我才感到出事了。我扑到父亲床前，把他抱了起来，我感觉他身体还是热的，但眼睛紧闭，没了气息，任我千呼万喊，他保持沉默，永远地保持沉默、沉默。
　　父亲只活了六十八岁，在我们姜家门上当了四十五年的女婿。这四十五年的风霜雨雪和生活重压，把一个苦难少年雕削成一个瘦黑的老人，一个哮喘的病人，一个没活到七十就死了的人！
　　父亲，如果有轮回，我还做你的儿子，可求你别再当人家的上门女婿！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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