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就有了两个会说话的物件，大人们都叫广播，在爷爷窑洞里，在炕上方一米的地方挂着一个，我总喜欢站在炕上拨弄它，探索它的声音是从哪儿出来的？另一个挂在我家厨房门框的左上角，后来知道这个叫舌簧喇叭，爷爷窑洞里那个是压电陶瓷喇叭，它的结构很简单，木框里倒扣着碗一样的黑色扩音纸，扩音纸的中间装有一小铁片，焊了两根线，我一直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出声音的，木框正面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用布蒙着，在好奇心驱使下，我偷偷地撕掉了那块布，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又粘了回去，到底是怎么出的声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的童年，我问别人，这个纸为什么能发声，没有人能给说清楚这个问题。
走在塬上，我总要看一看那条从乡政府出来到各村，再到各户的那一条广播线，就那一根铁丝，承载广播对我的童年带来的快乐，这种在乡村里除了鸡鸣狗叫之外的特殊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童年，在那个没有电视，照明还靠煤油灯的年代，那个带着丝丝电流声的广播里的声音无意就是那时候最动听的声音，在时隔二三十年之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每当这雄浑高亢的《东方红》乐曲从广播里传出，回荡我家院子里的时候。奶奶就催着我说，广播响了，快起来、上学去。父亲这时候就该起来提水桶、抱着辘轳去大门口的井边搅水了。俨然，广播成了我们家除了那只大公鸡意外的闹钟，尽管大公鸡每天打鸣尽职尽责，一般它打鸣打到第四遍时天才亮，在寒冷的冬季里喜欢捂着头睡觉的奶奶经常搞不清楚鸡叫的是第几遍，好几次都是半夜两三点就把我喊起床去了学校。
广播就没鸡那么可靠了，不响是常有的事，当然广播不响的时候，给我带来直接影响就是上学迟到，当我满以为把家里广播没响当成迟到理由讲给老师听时，老师一定会原谅，谁知那个蛮不讲理的班主任每次都要我在早自习时间在校园里站上一个小时。
家里除了我之外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其实基本都听不懂广播里在说什么，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广播的关心和热爱，只要广播不响，似乎这天的生活就缺了点什么，即使手上端着饭碗，也要立即扔下，去邻居家听听，如果人家的在响，那肯定就是我们家的坏了。父亲找来一个独轮车竖起来靠在门框上当梯子，站在上面检查着喇叭的两个接线，等到我长得能够的着那喇叭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父亲修喇叭的全部技能，天线、地线接线要拧紧，用指甲抠抠舌簧喇叭屁股后面的簧片，发出哐哐的声响，来判断喇叭磁簧跟扩音纸有没有断开，喇叭的地线是是埋在门口的门槛一侧的土里，后来连爷爷也懂得了，喇叭声音小了，要给埋地线的土上浇点水，如果土干了，声音就变小了（因为接地电阻变大了）。打雷下雨的时候，广播里也会随着雷声轰鸣而发出嚓嚓的声音，一般父亲会早早把广播的天线断开，他说，雷会把广播打坏的。
喇叭不响，不是每次都能修好，又一次我就不小心弄断了线圈，意味着这个喇叭就彻底废了，我就索性把它全部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打开后，里面就是一个磁铁，扩音纸，还有绕很多圈的细铜丝，最后那个磁铁成了我最喜欢的玩具。
“灵台县广播站，现在开始本站的第一次播音......”
那时候广播每天响三次，早上六点钟到八点钟，中午十一点半到十四点，晚上好像是十八点到二十一点（具体时间可能记不清楚了）。早上六点半播放《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八点播放《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都是我喜欢听的，哪儿地震了，哪儿水灾了，有新政策了，我都会讲给父亲爷爷听。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广播里出现了播出频率较高的词就是“改革”，连我爷爷都听出来了，他说，现在广播里老不停地说“甘蔗”，“甘蔗”，是啥意思，我赶忙笑着纠正，人家说的是“改革”，不是“甘蔗”，爷爷叹口气说，“唉，我听不来。”
在正常广播时间，如果突然插一段秦腔戏，这时候，就连奶奶都会说，广播要通知啥了，果然，一小段秦腔戏之后，一个浑厚有力、乡土味十足的男人的声音在广播里响起：
“通知，星火乡物资交流大会将于三月十一日开始，三月二十一结束，会期十天，望广大群众前来参加，星火乡广播放大站。”要过会了，家人开始热烈的讨论着，盘算着，计划着眼下的活计，打算跟几天会，父亲要在会上把牛卖了，母亲要最后三天去，顺便住大姐家，好几年没去了，不知道今年请的哪里剧团，爷爷也在打听着，这当然也是我最期盼的时刻。
全家人听广播最认真的除了听通知，再就是每天一段的秦腔戏了，父亲和爷爷都是戏迷，听得非常投入，我和母亲、奶奶则是听着热闹。
“墙上一朵牵牛花，一根藤儿连着它，没有叶儿没香味，能唱歌来会说话。”记得我们上小学时课本上就有这样一道猜谜题，谜底就是：广播喇叭。
现在在农村早已看不见这些喇叭了，原来县里的有线广播站也随之变成了发射无线调频的广播电台。偶尔在一些村屯还能看到高音喇叭和带调频接收功能的喇叭，但那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有线广播了。这几年总想寻找一只舌簧喇叭作为纪念，但终没能如愿。我真悔恨自己，怎么就没能保存下来一个有线广播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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