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公鸡替村庄报晓，播音员为我们报时。
　　晚饭后，我溜到外面去跟小伙伴玩捉迷藏。正玩得起劲，母亲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如果我不回应，母亲会一直喊下去，像叫魂一样。黑夜里被人叫名字有些恐怖，我总担心我的名字经母亲一喊，会莫名其妙地丢在某个角落里，然后在那儿悄悄发芽，悄悄抽叶，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长成杂草。所以，我赶紧应一声。母亲一听我的声音，又马上补充一句：“广播都结束了，该睡觉了。”那时，我有些不快，这是一天中对广播员最初的不快。因为，我真的该去睡觉了。
　　鸡啼过头遍，天还黑沉沉。鸡再啼，天才蒙蒙亮。我朦胧中听到稀稀落落的鸡鸣。不过，我又很快睡去。
　　一会儿，窸窸窣窣的声息从村庄各个方向传过来。穿衣服的，找鞋子的，还伴着隐隐约约的尿臊味。虽然声音是压抑的，但在晨色未明夜色未退前，声息像掉进了深井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扩音效果。
　　不等鸡啼三遍，村里开始吱吱啊啊，那是老人在开门，接下来还有咣当、叮当……老人在掀锅盖，拎水，下锅。各种动作滋生各种声音，那些声音不在地上，却掷地有声。此时的背景是挂在墙壁上那只小广播响起的音乐。虽然东方还没有红，仅仅初见晨曦，但广播里开始播放“东方红，太阳升……”
　　老人往灶膛里塞柴火。灶膛里噼啪，老人用布栏围住的膝盖上也噼啪———老人喜欢用膝盖顶住柴火，再用手一拗，柴火被折断了。红红的火焰映了老人打着褶皱的脸，纵横的沟壑变得亮堂堂，像标出路标的机耕路，灶膛里的火肆意地在上面跳跃。
　　在广播重复“东方红，太阳升……”的旋律下，东方渐渐发白，再慢慢转红。饭烧好，红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有时，天下着雨，或刮着风，广播里播放的还是那个曲子。风雨中不见东方红，看不到太阳升，而老人们一如既往让一缕缕炊烟在村庄上空升起，像一根根辫子，上面住满了风雨声。
　　我接受的音乐熏陶是从广播开始的。音乐是用反反复复的节奏表达我们的絮絮叨叨。同样一句话，说多了会觉得烦，而唱起来感到的是气势。“……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我知道“东方红，太阳升”的后面是“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但我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奶奶说，是毛主席。我一听，惊了。毛主席怎么可以直呼其名呢？奶奶听了，也惊了。可奶奶解释不了。因为她是我奶奶，我原谅了她。
　　当炊烟慢慢散去时，广播员开始播报天气预报，晴，或多云，或转小雨，或有时有阵雨。广播员的声音是脆生生的，充满了感情，如播雨，那个“雨”字有不同的语气：有时有小雨的“雨”，委婉、曲折，后面还有一丝余音，似乎雨滴正在赶来的途中，提醒大家及时做好防备；有阵雨的“雨”，短促、有力，让人马上想到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心里早早有了准备。说到“风”，声音顿挫、干净，丝毫不留空隙。播报“多云”时，那个“云”非常柔媚，有些嗲，似乎风吹稻花，扑簌簌飘过来一阵香。
　　此时，我被母亲叫起了床。
　　一家人一边吃早饭，一边听广播。饭桌在广播下面，上面是广播员脆笃笃的声音，下面是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如果遇上家里广播线路不太好，声音像闷在了锅里，那早饭吃得无声无息，一口饭闷在嘴里嚼来嚼去，就是不发出欢快的声响，生怕嘴里的吧唧吧唧掩盖了广播声。对看天吃饭的庄稼人来说，天气情况和人的情况一样重要。如果天气出现情况，人的情况也就好不到哪儿去。
　　播报气象消息有一个规律，每次播报两遍，第一遍快，第二遍慢。尽管如此，大家会把两次的气象信息都认真听完，天上的情况掌握了，这一天的力气怎么分配就有了底。
　　气象消息播完了，早饭也差不多了。不管是谁，最后几口饭都吃得呱嗒呱嗒响，煞是热闹，似乎那是对播音员的赞美声。
　　村里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播音员，但她好听的声音稳稳地站在了村人的心里。
　　有人说她是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白皙，梳一根及腰的长辫子。说这话的人嘴里啧啧有声，与之配合的还有深藏笑意的眼睛。有人猜她是鹅蛋脸，有一对酒窝，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话音刚落，说的人听的人都咧嘴笑起来，可是嘴边只有括弧，没有窝窝，眼角毫不客气往下挤。说这样话的尽是后生。他们在笑声里掩盖着自己的心事，广播员脆生生的声音走进了他们的梦里。但这样的念想只能深深藏着，掖着，每天在广播下回味她的声音，用遐想修补日复一日的辛劳。
　　据说村里有一个姓符的后生，有一次偷偷跑到乡里去看广播员。进了乡政府的门，不知广播室在哪儿，又不识字。一个穿四个兜衣服的中年人瞧见了他鬼鬼祟祟的样子，问他做什么。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找播音员，绕着弯子问，喇叭室在哪儿。四个兜的中年人一听，心里马上明白过来。估计像这样的后生找“喇叭”的人还挺多的。他故意逗后生，说，找喇叭室干吗？后生支支吾吾，说不上话来。“四个兜”还想捉弄后生，严肃地问他是哪个村的，来乡政府做什么。后生哪见过这种场面，不待“大干部”再问话，赶紧从乡政府里溜了出来。
　　这件事到底还是被人知道了，不过，那时姓符的后生已经有了对象，虽然不是播音员，但表姐的表妹的堂姐也是一个播音员，这多少让他拥有一份美好的感觉，他直接说我堂姐也是播音员，把前面的两个定语全省略掉了。
　　年老的觉得这个姑娘福气真好，年纪轻轻吃上国家饭，不用下地干活流汗晒太阳，旱涝保收。对老人来说最动人心魄的不是跟国家干部握过手，也不是被领导树为典型，而是不用看天吃饭。
　　他们喜欢用投胎这一词来总结一个人的命运。他们感叹小姑娘这是前世修来的福，今世不用下地干活，不用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动动嘴巴就挣来一年的口粮。世上哪还有这样好的饭碗。老人还赞美小姑娘的智慧，居然天上的事也知道，今天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小姑娘都了如指掌，太神奇了。呵呵。
　　当然，还有一些姑娘们的猜想，无疑，播音员是她们最羡慕的，见过世面，有文化，把一篇稿子一字不差地念下来。姑娘们把自己心目中认为最时髦的元素赋予播音员，想那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姑娘应该烫着卷发，脖子里系一根丝巾，身上还有花露水的香味。天热了，还有一件漂亮的连衣裙。姑娘们遥想着播音员今天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发。有人悄悄嘀咕，她一定是披着长波浪，涂着雪花膏。有人补充：她穿着皮鞋，因为广播结束前听到的咯的咯声。
　　姑娘们在广播下做着活，织布、做饭、打毛衣，一天天长大，直至出嫁为人妇为人母，但回到村里时，广播里的声音还是那样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见老，似乎还停留在小姑娘的静好时光里，而自己早已粗糙得不成样子。于是，再一次感叹人的命运。但，姑娘们连妒忌的心思都没有，觉得那是人家福气好，自己修不来这样好的福气。
　　晌午的时候，村口的高音喇叭响起雄壮的乐曲。大家不知道那是大合唱，只知道里面全是一张张嘴巴，似乎全村人都赶到广播站唱歌。老人觉得不可思议，每天咋有那么多人不劳作，尽到广播站唱歌，那工分怎么办？在老人疑疑惑惑的时候，播音员开始播新闻。从乡里再到村里，从上面的种子化肥到下面的好人好事，甚至哪个村的村民捉到了一只五斤重的鳖都播报。
　　人们在午饭时刻享受着广播员娇滴滴的声音，往嘴里扒一口饭，耳朵里装一句新闻，似乎那是下饭菜。一顿饭结束，脆嘣嘣的声音连同抛秧排水、鸡零狗碎咀嚼成一份营养，给松垮垮的身子骨注入了氨基酸。下午又有力气去耘田了。
　　后来，村里也成立了广播室。村支书为显示自己的权威，自作主张把广播室办到家里，自然他是首席播音员。按照规定，他的播报只能安排在傍晚。当村里人荷锄踏着暮色进门时，他开始播报。广播里初时呼呼几声，继而喂喂几下，似乎能把村上空的暮色给剪破了。那是村支书播报前的节奏，估计他在试话筒。
　　村支书的声音飘扬在村庄上空。大家开始有了议论。有的说村支书的声音像破竹杠，听得人耳朵边站满了雄鸭。有的说村支书播报时上气不接下气，怀疑他手里拿的不是稿子，而是一块块大石头。
　　其实，村支书识字不多，他念着念着就停了下来，听到的尽是破句，如今天乡干部来村指导工作，他会念成“今天乡干――部来村――指导工――作”。村里人识文断句的不多，也不在乎他破句与否，只是他中途突然停顿时，一村人都替可亲可爱的村支书担心，以为他遇上了啥事，大家上气不接下气似的等待着村支书的播音。广播没有声响，大家从自己的动作上抽回来，像集体默哀一样。待广播里再次响起村支书的声音，大家像听到了“解散”一样，恢复了原来的动作，村里一阵哐当哐当，还有唤鸭喝牛的声音。
　　三个月后村支书的播音员一职被罢免了，是被他老婆罢免的，原因是自从他当上村里播音员后，他家的母鸡不下蛋了。他老婆一怒之下，把广播室取消了，责令他马上搬离包着红布的话筒。村支书不敢违抗夫人之命，关掉了广播室。但他也不甘心把广播员的职权交出来，所以，傍晚那个脆生生的广播员声音又回来了。大家集体舒了一口气，吃饭时吧唧吧唧的欢快声再次重现。
　　我想着晚上的游戏，对播音员有了不快，那是一天中最后一次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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