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生产队解散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生产队，这种曾经的基层农业生产单位，在我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我所在的村子，有四十多户，二百余口人，沿着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崖边上挖凿窑洞而居，略靠村庄的中心位置，建有五间大瓦房的“队部”，绝对是村子里的地标性建筑。“队部”前面巨大的晒场则是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场地，“队部”的西头是一间稍矮一点拖拉机机房，里面停着一台手扶拖拉机。“队部”以东靠着沟边的一排窑洞就是生产队的饲养站了。
　　生产队里那台手扶拖拉机在幼时的我看来绝对是个稀罕物，那台不知疲倦的钢铁怪物，犁地，碾场，运输，样样都行。一停下，我就往跟前凑，总也看不够，趁大人不注意，离合、档杆、油门摸了个遍。它走时我就跟在后面跑，那时候开拖拉机的是村里的“老胜”，每次开着拖拉机干完活回来，把拖拉机倒进机房关油门时总要先把油门开到最大再关掉，搞得满机房的烟雾。修拖拉机时，我也蹲在一边看，修拖拉机的师傅请的是蔡家塬的于文忠。那次，从拖拉机上拆下一块满是窟窿眼的铁块，用筷子一样粗的铁棒鼓捣了一个下午，就像女人们捣蒜那样，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在研磨气缸。
　　在我的记忆里，生产队晒场上最热闹的时节就属夏收的时候，那是没有收割机的年代，人工割回来的麦子是一捆一捆的，拉到晒场后，竖在场面上，整整体体，就像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方阵，晒过两天之后，就摞成花瓶一样大摞，站在摞上的人手里一把镰刀，把扔上来的麦捆层层码放，摞得好看还不会倒掉，下雨不会进水，是需要有点技术的，摞得好的全队应该没有几个，在下面用铁叉挑着麦捆往上扔的大多都是年轻有力气的男人，我则坐在场边的树荫下看着大人们把一场的麦捆摞成一个个花瓶。
　　麦子割成了麦捆，晒干，摞成了一个个花瓶之后，就进入了打碾阶段，这一个个花瓶又瞬间被拆散，摊成大饼似的铺在场面上，男人们挥舞着鞭子，吆三喝四地骂着步履蹒跚的蔫牛、拉着碌础、在麦场上转着圈圈，渐渐地，麦秆成了麦草，变得松松的软软的，刺人的麦芒被碾碎，松软的麦场就成了我们这些娃娃们打滚玩闹的好地方，也常常招致吆牛男人们的呵斥。女人们坐着麦摞的荫凉里，手里忙着针线活，等男人碾完一遍，听到队长一声“翻场哩”喊叫之后，女人纷纷拿起身边叉子，要把碾得平展展的麦草用叉子挑起，抖散了，翻过来再摊在场上。
　　
　　二
　　不知为什么，歇下来的女人们总喜欢围着逗我，其中一个说要给找说个媳妇，问我眼前女人要谁，我一时拿不定注意，她们就指着一个年龄很大的婶婶问我要不要，我一口就回绝了，不要。为什么？她们问，我说屁股是烂的，她们一看，果然她穿的裤子屁股上补了两块巴掌大的补丁，女人们笑成一团，那个婶子说，明天我就穿好的裤子给你看。
　　那些女人都喜欢摸我的背，说我背上长了毛，是飞毛，将来会飞的，借此我判断我当时是没有穿衣服的，是不是连裤子都没穿，都很难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的飞毛，我看不到，也摸不着，回去问母亲，母亲说，我生下来就有的，可惜我一直没办法看到它长什么样子，夜晚望着天空数着星星的时候，我在想，我什么时候能飞上天呢？
　　生产队每年的玉米种植面积仅次于小麦，在玉米背上棒时，队长便安排人在玉米地头上隔一段打起了一个个痷棚，每晚派人轮流看守，是怕队里的人偷扳玉米。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为了肚子，偷点地里的东西，早已见怪不怪了。那时候生产队已开始尝试多种经营，不知道从那一年开始种起了西瓜，就在“场房”西边的两块地，以后不种西瓜了，人们也把那两块地叫“瓜地”，还请了一个种瓜技术员，是一个河南老头，全队人都叫他“瓜客老汉”，那西瓜地里我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从看见西瓜秧顶着两个瓣出土到瓜蔓铺满一地，等看到西瓜长到拳头大时，我实在忍不住，偷偷摘了一个，切开一吃，不甜，不过也没感觉到有什么怪味，我还是把它吃了，经常去，和“瓜客老汉”熟了，他也会摘一些长得不怎么周正的，小的西瓜给我吃。
　　生产队的牲口是养在饲养站的几口窑洞里，有专门的饲养员负责喂养，除了牛以外，喂的几头驴是给大家拉磨磨面用的。那时候，化肥还没有广泛使用，饲养站里牲口的拉在圈里的牛屎、驴粪，饲养员每天都在上面盖上一层黄土，积累到一定高度，挖散了，用独轮车弄到院子里，沤（发酵）一段时间，再翻一遍，把大的疙瘩打碎，就是最好的土肥了。
　　把饲养站院子里土粪运到塬面的粪场，虽不太远，但要上个陡坡的，所以运送还是这种木制的独轮车，这个活叫拉粪，在我的记忆中，饲养站拉粪这是一种场面极其壮观的集体劳动，有专门负责推车的，叫按车把的，有往车上装粪的，有肩上搭着一根带着钩子，专门拉车子上坡的，一般两个人走在车子前头，用绳子一头钩在车子的横梁上，一同拉一个车子，上上下下，来来往往，就跟蚂蚁搬家一样，记工员在坡顶的粪场给每个人发一张牛皮纸做的计分票，推车的和拉车的票的分值是不一样的。
　　生产队的其他活，无论锄地还是割麦，都是几十个人在地里一字摆开，干什么活儿都是“大呼隆"式的人海战术，现在想来其场面也是壮观得很。
　　生产队的粮除了分给农户的其余的就存在“场房”里，装粮食的“包”是芦苇编的，长十米，宽一米，围成一圈，外面捆上绳子，下面垫上麦草，里面装满粮食后，还可以在上面再装一节。仓库是有保管员的，晚上就住在“场房”里，每次从粮包里取完粮食后，保管员都会把包里的粮食刮平整，再拿两块分别刻着“米”字和“良”的木头印，合成一个“粮”后小心而细致按压着，直到粮食上被印出一个清晰可见的“粮”字。据说，那两块木头印平时是由两个人保管的，一个是保管员，一个是队长。
　　在那个偌大的晒场上，每个阶段收割结束，都伴随着分配，不管是粮食，还是柴草，除了留足集体的以外，都要分到各家各户，队长、保管员，依据分配标准，按照每户人家的坐落位置，在晒场里依次堆放，我家在村庄的最南边，所以铁定那第一堆东西就是我家的。
　　长大了学了文化，我才知道，从成立人民公社到八十年代初，生产队在农村生存了20多年时间，对父辈们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而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也就仅存的越来越模糊的热闹的劳动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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