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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