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情况，不明原因，不经过别人允许，就打着‘教养’二字的旗号拍照上传到网络。然后引发热议，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有教养吗？难道你不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还有一点也尤其关键，微博的文字中还重点提出：“为何现在那么多女孩子不懂得教养？等个地铁就可以随随便便蹲着，难看不难看？”这句话明显的带有性别歧视，难道只有男生可以蹲着，女生就不可以蹲着吗？
　　
　　现在有的人，一天到晚就抓拍人家的“不雅”瞬间，这里上传那里上传，以求关注度，点击率。想成名，想求关注，也不要这样做啊！成名并不是一触而就的！
　　
　　教养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在我们评判别人时，首先就得三省吾身。更不要以自己对教养释义的标准去规范他人。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礼貌和尊重，怎么去评判别人。其次，每个人都有累的时候，生理上的承受能力也都不一样，人家蹲着歇会怎么呢？尊重、体谅、包容是相互的，更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呼喊“大圣归来”绝不是为了起哄
　　
　　一夜之间，不少人的朋友圈被六小龄童刷屏了，#帮六小龄童上春晚#一下成了网络热搜。2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六小龄童表示，自己尚未接到央视春晚的邀请，但看到大家对他的支持，让他非常感动。（1月28日《成都商报》）
　　
　　如何看待“帮六小龄童上春晚”刷屏，这只是网友任性或对春晚不满的一种发泄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当我们谈论这一话题时，不能离开这样一个背景：随着诸多与西游有关的图书、游戏和影视作品的出现，孙悟空已经成为了一个“超级IP”，其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美国大片中的超级英雄，并且影响力已不限于国内，去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仅通过海外市场就收回了总投资的1/4就是一明证，而今年恰好是86版《西游记》播出30周年，剧中六小龄童扮演的美猴王孙悟空深入人心，陪伴着几代人的童年。所以，不是网友太任性，而是情怀这东西太微妙。
　　
　　春晚剧组回应称“今天你说要让谁上，明天又想让谁上，这样起哄是很不负责任的”。应该说，春晚剧组简单地将“帮六小龄童上春晚”，当成了一般的明星粉丝起哄，忽略了在3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人们对六小龄童美猴王形象的致敬，忽略了西游文化下人们的共鸣。为什么大家希望六小龄童登上的是央视春晚，而不是其他平台，不仅是因为春晚的影响力高，更是因为，当除夕夜阖家团圆，一个能够勾起全家回忆的美猴王出现在舞台上时，是令人无比温暖的。这种朴素的情怀本应被尊重。
　　
　　公众希望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超级IP”登上春晚舞台，绝不是起哄。在文化传播领域，尊重情怀是一种游戏规则。一些好莱坞电影，时隔几十年后拍出续作，仍能全球热映，票房大赚，其中当然有情怀的力量。我们一直在讲文化输出，一直在努力打造具有知识产权的文化形象和产品，如今西游大热，公众希望我们自己的“超级英雄”登上春晚舞台，怎么就成起哄了？
　　
　　诚然，能登上春晚的节目，在各个环节都有着严苛的规定。但这并不代表一切都须墨守成规，而对公众的意见，对植根于我们文化深处的情怀视而不见。
　　
　　透过此事，其实更应该深思的是，我们在对待自身文化中的经典和流行元素时的迟钝和麻木，西游文化很火，可是像春晚这样的舞台也没有想到要给它一张邀请函；去年引起轰动的《大圣归来》，从筹备到拍摄历经8年，过程曲折，最后靠众筹模式才保证了资金。显然，与西游文化植根人心的大背景相比，“大圣”还远未真正“归来”。孙悟空显然需要更多的舞台和支持，以便更加自信地向中国和世界续写他的故事。
　　
　　没时间陪孩子长大是对“未来”欠账
　　
　　这两天，一篇名为《我的爸爸》的日记在微信朋友圈被疯狂转发，行文还很稚嫩，但情真意切。日记中的爸爸被形容为“工作狂”，值班、加班、开会、出差……很少有时间陪她，她甚至哭着在电话里喊，“要见你一面都这么难吗？”“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尤其是日记最后一句，看哭了多少正在为工作打拼、为生活奋斗而缺少时间陪伴孩子的家长。（4月10日《钱江晚报》）
　　
　　“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出自一个孩子的口，让人泪流满面，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爸爸的陪伴，可孩子却很难见到爸爸。“爸爸去哪儿了”？孩子的日记中，爸爸成为了“工作狂”，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报道中的“爸爸”是位警察，工作很忙，几乎没有时间陪孩子。连接送孩子上下学，一年也只两三次，孩子上兴趣班也只送过一次。的确，孩子还小，爸爸无法陪伴，等到孩子长大了，想陪也无没有多少机会了。
　　
　　父母怎样做才对孩子的成长最有利？美国哈佛商学院的专家告诉我们，比起丰富的物质生活，父母的陪伴与良好的亲子互动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然而，很多时候，作父母的想陪陪孩子，却总是被工作所累，这显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警察的工作的确很忙，这一方面与警察的工作性质有关，比如抓逃犯或是破案，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家了，另一方面也与警力不足有关。其实，工作忙的不只是警察，那些农民工难道不忙吗？而无法陪伴孩子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外出打工的父母，相比于“留守儿童”，报道中的那位孩子还是幸运的，这个孩子至少还能够见到经常性地见到自己的爸爸，可“留守儿童”却几乎是一年到头也难得能够见到父母一次。
　　
　　陪孩子成长，这是父母的责任，也是孩子成长的需要。作父母的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陪孩子”。如果说“常回家看看”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那么“陪孩子”没时间也推给工作忙，那就要拷问我们的制度。
　　
　　多抽时间陪陪孩子，一方面需要父母意识到陪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尽量抽时间陪孩子，而在陪孩子的过程中，更要真心陪伴，不能人在孩子身边，心却在手机上。前几天，有调查表明，家长玩手机成所有“陋习”之首；另一方面，需要尊重法律，严格执行法律，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虽然有些行业的加班时间较多，但却不能无情剥夺职工陪孩子的时间。在那些“过劳死”的人群中，恐怕总是没有时间陪孩子的。
　　
　　“陪孩子长大”，这需要全社会的承诺。下次，能否以“陪孩子”作为理由请假呢？会被批准吗？
　　
　　该怎样围观神童母亲的忏悔
　　
　　这是一个有关神童和她母亲的故事。1983年，魏永康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因为母亲曾雪梅从小的悉心教育，从两岁起，他便被人称为“神童”。可遗憾的是，17岁就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的他，却并没有在大学里延续曾经的神奇，甚至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就被退学了。其母亲在面对采访时忏悔道：“我不怪他，只怪我自己的教育方法太狠了，对他也太狠了。”（4月7日《广州日报》）
　　
　　从报道呈现出来的基本事实看，幼年时期的魏永康在智力上的确有着同龄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当年人们称他为神童，似乎也不为过分。况且来说，这类智力超常儿童的存在本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生活中低智商儿童、残障儿童出现的概率一样。于此而言，看到并承认魏永康的过人之处，或许才是我们剖析这件事最基本的逻辑起点。
　　
　　遗憾的是，聪敏过人的魏永康在后续时间里却没有得到更好的培养，其母亲揠苗助长的功利做法，反倒将他塑造成了现代版的“伤仲永”。或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在培养过程中，母子二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挣扎，那交织着泪水与汗水的成长轨迹，又印刻了两人多少的心酸与绝望。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忏悔式独白中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愧疚之爱。
　　
　　毋庸置疑，在儿子遭遇过山车命运的洗礼后，这位母亲的忏悔是真诚的。那句“我对他太狠了”的锥心陈述，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失败的教育故事，倒不如说她是在以自揭伤疤的方式为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教育之课。
　　
　　首先来讲，在这个被按下快进键的当下社会，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着神童母亲教育孩子的影子，只不过我们的某些做法没有那位母亲极端罢了。我们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理直气壮的为他们做了很多主；我们担心他将来不够优秀，就肆无忌惮的为其制定了很多通向成功的计划。而至于那些决定、计划是否征得孩子的同意，是否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在很多时候却被忽略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最该从这位母亲忏悔话语里学到的，那便是反求诸己，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她的做法一顿猛批。
　　
　　而在另外的角度，神童母亲的忏悔，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寻求她教育孩子失败的答案。尽管在面对媒体时，她不断的在强调“我错了、我太狠了”，但其究竟错在何处，狠在哪里，她心里却并没有完整的答案，以至于她现在都还想将当年教育儿子的方式施加在孙子身上。这其实也是当下中国家庭在教育孩子时所面临的集体困惑。尽管高屋建瓴的指导文件不少，但真要落实到具体之中，却又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以至于很多家庭只能把孩子当成“试验品”，在一遍又一遍的摸索中去探寻教育教育的办法。
　　
　　因此，面对神童母亲的忏悔，一味的批判与蔑视都不该是正常社会应该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我们最应该做的，是要在这样的教训中多看看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并设身处地的去想想我们共同面临的尴尬与无奈，从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在成功的标准上持有多样的观点，在不同价值的认同上，有包容彼此的宽宏心态。否则，这样的忏悔便没有半点意义。
　　
　　地名任性改，乡愁何所期？
　　
　　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对福州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来说，很多地名不仅仅是个地理符号，方位坐标，它可能蕴含了一段历史，讲述了一个故事，寄托着一种期盼。（3月25日《东南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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