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66年到1969年正在读高中或初中的各三届学生，被统称为“老三届”。这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新人，童年时候是有体验的，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我们这代新人都共同经受过。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改革开放的淘汰品。有个段子形容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三年大饥荒；读书要上大学的时候，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要找工作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要结婚生子的时候，开始实行晚婚晚育；从乡下回来，安排进了小厂小企业；刚过中年，就不得不失业下岗。这的确也是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一、
我叫李长勇，1949年出生，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是六九年下放的知青，刚下乡时，弟弟才十岁，小妹妹也只有八岁。因父亲患矽肺病去世了，仅靠在矿里做小工的妈妈每月挣来的二十来元钱，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我下乡后，买油盐粮菜全靠自己挣钱来解决。那时，在农村一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资才九分钱，至于我这个半劳力就更低了。人，总得生存吧！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在山里生存，就只能打山的主意。
有一天晚上，社员上山偷砍树木，连夜扛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卖，我犹豫一阵之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我跟着一伙人摸黑去上山偷砍树木，谁知刚砍倒树木，准备扛走时，被巡逻的林场工人发现了。为了逃避被抓，我在仓惶之中跌进了一个土坑里，当场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苏醒过来发现右臂和右腿都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想喊，又怕招来林场的工人；想走，又疼痛难忍，更糟糕的是我迷失了方向。
绝望之中，我哭了。哭过之后，还是摸黑慢慢地爬出土坑，也不管后果如何，瞎乱地顺着山腰上的一条小道爬去。后来，我爬到一个岩洞，发现里面有人，便爬进去求救。
这家人共有祖孙四人，老公公见我伤重，听我讲明情况后，便同意留下我。然后，他用单方，找来草药为我治伤。
半月后，我伤愈拜谢了他们回到队上，恰好遇上只有一面之交的陈晓光，我便告诉了这次"落难"的经过，陈晓光听了大为感动。
第二天，他和女朋友春梅托人买了两斤糖来，要我同他们一道去找那个老公公。
当时，陈晓光是听我说:现在还有人住岩洞。又觉得这位老公公心地善良，应该好好感谢他，所以要我带他二人一起去看望老公公。
到了岩洞，陈晓光发现岩洞既矮又黑，洞内既无床又无什么家俱，而是谷草铺地作床、三块石头垒在洞口作灶煮吃的便是一个家。看见这祖孙四人衣服褛烂、简直不能遮羞，更为他们能救人而感动。又闻知这位老公公是烈属，儿子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每人每月只有三元的补贴。顿时，全身血液沸腾起来。
我和陈晓光、春梅告辞了老公公回来后。马上安排几个知青分别串连了二十多个当地的和外地的知青，各自准备三天的口粮，第三天在山下集合，准备搞一次"献光和热行动"。
第三天，我们二十多个知青由陈晓光指挥，当天就找了一块向阳坡地，平整出一块屋基来。晚上，又集体行动，上山砍了几十根树扛下山来。第二天，便分别做出椽子、桷子、房梁。与此同时，另一拨知青则挑土筑墙，三天就建成了一个有三间正房、一个偏屋的土墙房子。第四天，椽子上了、桷子也钉好了，却发现没有瓦。正当大家发愁时，一个社员说：“一个公社干部刚收到一汽车别人进贡的新瓦，可以去借啊！"当天晚上，我们便偷偷地把大队的手扶拖拉机开出来驶往那个公社干部家，先威胁要告发他受贿。然后，又劝他"行善"当一回〝雷锋〞，好说歹说，他最后同意送我们一万块瓦。于是，把那一万多块瓦由拖拉机跑了三趟拖回来，当晚就盖上了。第五天，便请那家烈属祖孙四人搬进了新居。
然后，陈晓光叫大家分别回去后不许声张，由他一人背着被子到县公安局自首投案，承担了一切责任。
由于这次违法行动帮的是烈属，又加上中央对知青陈晓光的来信作了批示：要对知青照顾、宽容，又因不少贫下中农知道这事后，纷纷联名向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宽大陈晓光，最后县革委下令公安局无罪释放了陈晓光。
正是这段经历，我和陈晓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陈晓光因为这事，在全县知青中名声大震，成了知青们崇拜的偶像。
几年以后，也就是七二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趁着刚下了一场雨后的空闲，挑着一担刚分到手的谷子，沿着山间小路不顾路滑回家。
下过雨后的山间小路，很不好走，当我费力地爬上陡沟子，正想歇口气时，突然，看见前面有个人跌了一跤，并滚下了山下的河里。也许是那人被意外的一跤摔晕了或是他根本就不会游泳，只见他落进水后往上窜了窜，就叽哩咕噜地沉入了水底。
我看见那人沉入了水后，才回过神来，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一个鱼鹰入水跳进河里，几下冲刺游到那人沉水的地方。我迅速地换了口气，扎进河底，睁眼一看，见那人还在挣扎，潜到他背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回身拖起浮上水面。当我把那人拖上岸，为他倒了水，又做了人工呼吸。见他有了呼吸后，我才发现自己挂着了河底的树桩、手臂上裂开了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血正不断地流了出来。
那人苏醒后，能说话了，我因伤口流血过多，加上伤口浸了水而痛得我说不出话。
我包扎好了伤口，谢绝了他要帮我挑谷子的要求，咬着牙把谷子挑回了家。
事后那人打听到我的姓名，马上在全公社乃至全区、全县进行宣传。于是，我这个舍己救人不留姓名的老知青被招了工。到地区学习半年后，七三年五月初被分配到我原来当知青的公社，当一名人保组（人民保卫组）的办事员，也就是现在的乡公安员之类。
二、
我到公社后，先到黄秘书那里报了到，然后由他带我去顶头上司、公社革委会付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兼人保组长张建国，就是我从河里救起来的人。
张建国见我和黄秘书闯了进来，听明了来意后，马上亲热地拉着我和他坐在一起，同时招呼黄秘书也坐下来。黄秘书客气地谢绝了，便退了出去。我本想也告辞，因为手被张建国抓住的，只好留了下来。在座的都是些大队干部，这顿酒也相当不错，有白砍鸡、红烧鸡、小煎鸡、清蒸鸡，酒是市上难见的四特酒。硬是高级哟！因为这种档次就是县里招待贵宾也不过如此而已。
学习半年才吃过两次肉的我，眼前有好酒好肉，我岂能无动于衷。于是，我不客气地投入了他们的"战斗"。
酒过三巡，张建国拍了拍我，一边打着嗝一边说："李长勇，你认不认识陈晓光？"他见我点了点头后又说："陈晓光这个混蛋，忘记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配合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和知青们勾结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妄想搞反革命复辟！"
他见我听得莫名其妙也没吭声，端起酒大喝了一口后，又对我说："李长勇同志呀！尽管你救过我的命，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呀，现在你是专职保卫人员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啊！"
张建国见我还是茫然地盯着他没开口，猛地才想起什么似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又抓起一根鸡腿，一边啃一边对我说："最近，陈晓光一伙直接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反扑，我决定对他们立案侦察。经过我的考虑，决定由你来办这个案子。一来是对你的信任，二来也是对你的考验！这回呀，不把这个混蛋弄进牢房决不收兵！"
说完，他从身上摸出一叠纸递给我。原来是一份写给公社革委会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全文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背给你们听听：尊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尊敬的公社革命委员会：
我们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狠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没收了六十三只鸡、七条猪。三个富农跪了十几个小时的高板凳、两个地主跪了三天，硬是把他们打倒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些证明我们大队的革命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但是，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想翻天。五月五日晚上，我们关在大队部保管室的鸡竟一下被盗了二十只！
经查明：是田村大队的知青陈晓光一伙干的。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我们特向您们报告，强烈要求公社革命委员会、人保组迅速把盗贼捉拿归案！坚决的、彻底的把阶级敌人斗倒！斗垮！永世不得翻身！
白鹭大队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三年五月八日。
这不是我夸张，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的。不过，我当时看了却笑不出来！
作为一个做了几年的知青、好不容易成了小小的办事员，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深知这是件非常棘手的差事。
当然，如果抹黑良心照张建国的旨意去办，就不会冒半点风险。可是，我毕竟是从农村基层出来的，又最清楚知青的内幕。更主要的是这件事牵扯着我最敬佩的陈晓光，该怎么办呢。
我借口要好好研究这份报告，回到宿舍后，辗转反侧，失眠了一夜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最后抱定拖延战术，慢慢的、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来办这个案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轰动全县、全地区、甚至全省的旋涡中去了。
三、
第二天，我拿着介绍信就往白鹭大队走，准备先按办案程序干，首先调查出事地点，然后再采取对策。
我找到白鹭大队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刘建民家时，已是午后一点过了。我刚想进院，看见一条大黄狗又叫又蹦，便只好大声地问起来。
"刘支书在家吗？"
"哪个找？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公社人保组的，来搞调查的。"
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汉，一边用指甲挑剔着牙缝里的肉渣、一边不耐烦地走到我面前，斜着眼看了我一遍，便向我伸出他那黑黑的却又糊满了油腻的手掌，示意我拿介绍信给他看。
我心里讨厌他这只令人反胃的手，却又不得不把介绍信放在他这只手上。他眯着眼睛看了看介绍信,又朝我身后望了望。走，进屋再说。他一边小声的、不满的自语着，一边转身开门叫我进去。
刚一进屋，我便被迎面扑来的气味呛得差点回不过气来。
原来，屋里坐了满满的一桌人。有的在划拳，有的在说笑，有的在啃骨头，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酒。由于门是关着的，那烟味、谷酒味、肉香味、煤油灯味和肉汁味充斥着屋内的空间，真是五味俱全！
正当我想转身出屋去换口气时，只见坐在正中上第八位的一个络腮胡叫住了我。
"哟！这么快就来啦？好，进山打鸟--见者有份！你也来几口嘛！"
我这下才认清这个人，昨天晚上在张建国的房间里和我打过招呼。他见我没开腔，就自我介绍。
"我就是刘建民。同志们，这位公社来的领导同志是公社张建国主任的救命恩人。是专门来调查我们大队被盗的二十只鸡的事。长勇同志，这些都是我们大队的队干部，今天聚在这里一边喝酒，一边研究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也算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啰！"
"主任，我们掉的十二只鸡，怎么变成了二十只呢？"那个在门口接我的大汉插话问他。
"你少喝点马尿，先丢的十二只，后来又丢了八只，一共就是二十只么！"
刘建民骂了几句话后，又忙着向我招手，要我上桌和他们一起吃。
这时，我才发现桌上摆的全是鸡。那脸盆里装的是豆瓣鸡、瓦罐里装的是红烧鸡、斗碗里装的是凉拌鸡。谷酒是由一个瓦罐装的，闻那味道就知道是谷酒，因为谷酒味太浓了。
看到这副情景，又想到昨晚在张建国房间里的情况，我心里明白了个大概，便开了腔。
"刘支书既然鸡被盗了，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被盗现场啥吧。"
"好啊！我陪你去。喂，大家边吃边谈，一定要把下一步的战斗方案扯出来，我们好再接再厉。"他一边招呼大家，一边和我走出这乌烟瘴气的"战场"。
在去大队保管室的路上，刘建民亲热地拍着我的肩头，亲热地说：
"长勇同志，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自家人不说两家话。等会儿回来也弄两只鸡回去，鸡弄凉拌阉鸡弄红烧，你要哪种只管开口。"
我听了好气又好笑，摇了摇头算作回答。
到大队保管室一看，原来这些"战利品"全关在里面。后窗确实被人撬过，现在已用土砖补上了。整个现场根本无法找到线索，只能凭刘建民的"口头材料"了。
看到这里，我便告辞了刘建民，往陈晓光所在的田村大队走去，想直接找他们摸个底。
谁知走去没看着人。四处打听后，有人说：看见他和春梅下午翻山到工农大队去了。我想到工农大队有个知青叫李东升的是陈晓光的老同学，便马上往工农大队赶去。
刚到李东升住的知青屋门口，看见我的同学余文友，挑着水桶出门去挑水。他看见了我便高兴地招呼，我和他一起去挑水。
"嗨！你硬是大年三十脚净脚--有吃运！今晚我们喝酒你就来了，走，挑水去！"
由于那时的知青爱串门，也爱一起喝酒，叫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二话没说便和余文友一块儿去挑水。
在挑水回来的路上，余文友知道了我近来的情况（我没说这次来是搞调查的），也知道了鸡是他和李东升去反修大队的知青那里串门，在回来时顺便去跳的"丰收舞"。这就是说偷鸡完全和陈晓光无关。同时，知道了鸡一共是十二只，送还了被没收鸡的主人共五只，有七只找不到主人便准备喝酒"消化"掉。
挑水后，没一会儿功夫鸡就上桌了。陈晓光招呼大家就坐后，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我这时见春梅不在，问陈晓光，才知道她经常去做鞋子的王大娘那儿了。陈晓光叫大家边吃边等吧。于是，大家开始了吃鸡。
我这下才发现一大罐全是鸡，而作料除了辣椒便是蒜苗。而酒却是糯米酒。
我想到二十四小时内我就碰到三个地方吃鸡，而三个地方档次不同，酒也不同，便笑了。
余文友问我笑什么，我便把想说得说了出来。李东升却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公社头头儿喝四特酒，因为手里有权；大队干部喝谷酒，因为开得到后门；我们喝糯米酒，是因为我们最低贱。"余文友却说："张建国是个坏杂种！文革前只是个团支部书记，文革开始，今天斗这个,明天揭发那个，几下就混进公社还当起头头来了！现在王民富主任住院治病了，公社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了！"李东升说："长勇，你去年根本不该救他！他整社员、斗老干部、调戏女知青、吃香喝辣无恶不作！"我苦笑着说："我救了他还不知道他是谁呢。再说，那种情况下就是你也可能会救的。"余文友又说："张建国吃社员的肉、喝社员的血，终究不得好死！"陈晓光一直没开腔，只是闷头喝酒、吃鸡。这时他见大家越说越气愤，才用筷子敲敲碗，见大家不开腔了才说："如果这回邓老总又被他们弄下来翻不了稍，那才该这些龟儿子猖狂啰！"
我们想到自〝四、五〞事件后，不少人纷纷抓进牢房，其形势比文革高潮时乱抓人还要严重，便都不开腔了。
"小丑欺天太猖狂，明枪暗箭害忠良。伟人虽去英灵在，看尔鼠辈命不长！"陈晓光低声吟起了诗。
我这个酷爱文学的人听见这诗不错，忙问是谁写的，陈晓光告诉我这是著名军人作家魏巍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写的。我便向他打听，他最近回了一趟城、参加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抄到有好诗回来没有。没想到李东升怪我说：“小心打烂饭碗，现在正在清理天安门诗抄的事，上面已把天安门诗抄定为反革命宣传了”。
陈晓光重重地把酒碗往桌上一放，气愤地说："他妈的，现在这个世上还有没有公理啊！"
正在这时，春梅推门进来说："王大娘突然肚子痛得厉害，队上的赤脚医生想尽了办法，也没法止住疼痛，看来只有去医院抢救。"
这下，大家竟一时愣住了。
还是陈晓光先回过神来，他放下筷子说："李东升把这摊子收好，回来再吃！肖志友，我们去找一副担架，长勇扎火把，春梅先去王大娘家，然后准备好了就抬人去医院。"
于是，我们立即行动起来。谁知却由此拉开了悲剧的帷幕。
四、
刚抬上王大娘时，余文友笑我现在是公社干部了，可以"脱产"了，就在一旁照火把算了。于是，我便赌气第一个抬，并抢着走前面。
为了要表现我的劳力不减当年，一上路便迈着大步走。这样，步子便和陈晓光的步子既不协调又使滑杆产生了摇摆。
因为抬后面的陈晓光眼睛有点近视，加上比我矮，相应的步子便没有我大步，所以他小溜了几步差点滑倒。
还是余文友提醒了我，叫我别逞能，要真正劳力好可以一个人背，他们干脆休息了。
我赶快调整了步伐，和陈晓光协调起来。
五月的山区夜晚，实际上是农历的月底，下弦月基本上已失去了光彩。虽然去医院的山路我们已很熟悉，但在晚上抬着人，这高一步低一步的山路上行走，而使被抬人不受颤抖，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开始李东升和余文友一前一后地照着火把并扶持着滑杆，但一遇上窄路就不好办了。由于光亮闪烁、忽暗忽亮，我感到后面的陈晓光连着闪动了几下，便叫李东升去照后面。
谁知，我一旦没有火把照路，没走几十公尺，便扭起了"秧歌步"。
毕竟近一年没干体力活了。俗话说三天肩头四天脚，几天不练叫脑火。何况是在黑夜抬病人，情况就更不好了。
刚走不到两华里，我便开始感到肩头越来越沉，而脚步也不那么走得有规律了。再往前走，更是勇气有余而力气不足了。我表面上没吭气，但那摇摆的腰杆和不听使唤而乱了分寸的脚步，便使我现了原形，和陈晓光开始了前拉后扯左右摇摆起来了。
在山路上抬过病人的人都知道，抬人比抬东西要难得多，而抬前面的又比抬后面的难得多。
抬东西颠抖几下不要紧，抬病人却不行。抬人时上坡和下坡时前面的要尽量抬高点或者后面降低点，其目的是使被抬的病人在滑杆上能尽量保持平衡，而抬东西就不必如此。
由于力气不足，遇到上坡和下坡，这些要领便无法进行了，因为我能稳住不倒已经不错了。
"李东升，去把长勇换下来，让他来照火把！"陈晓光早已发现了我不行了，便叫李东升把我换下来。
李东升一下把我换下来，顺手将火把递给我，这时我也不好再充好汉了。
此时余文友见状去换陈晓光，陈晓光却不同意，坚持着抬并催大家抓紧赶路。
又往前走了两里路，余文友换下了李东升，而陈晓光却仍然不同意我换他。尽管此时他已经大汗直流了，却步法一点也没有乱。后来我又换下了余文友，陈晓光还是不让换。
一直到公社医院，我们三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搭前面，而后面的陈晓光却一直没让人换。
当我们把王大娘抬到公社医院时，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好不容易叫起了医生，他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后，便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叫我们抬到矿山医院去。他说王大娘的病相当严重，只有矿山医院才能救治。
说完他开了一张条子给我们作为介绍信，便催我们抬走。我们刚抬出公社医院大门，那个医生就迫不及待地把门关上了。
公社医院到矿山医院有一公里路，到了那里后，恰赶上医生交接班。等医生交接班完毕后，医生见是公社医院转来的病人便想不理了。陈晓光见状忙说："王大娘是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干部，你们工人阶级老大哥不讲阶级感情啦？如果这事让我们公社广大贫下中农知道了，事情就不好办哟！"
那个医生听了忙说："我又没说不医嘛，只是她的病可能是绞肠莎，要住院观察治疗，看动不动手术。"
于是，那医生安排王大娘住了院，并叫人留下护理。
我们决定由王大娘的女儿留下来护理，但她们的伙食就得在医院搭伙了。由于走得匆忙，王大娘和她女儿身上都没有带上钱和粮票。再说，就是要带，可能也拿不出多少钱来。
陈晓光见了马上叫大家搞捐献，可是大家把衣袋翻了个底朝天，才凑够了八元三角三分钱和一斤七两粮票。
怎么办呢，这点钱粮肯定是不够的，更别说交住院费和医疗费了。
还是陈晓光有主意，他问李东升还有几只鸡没吃？李东升说：“还有五只”。陈晓光一边抹下手腕上的手表一边说："余文友和李东升今晚回去把那五只鸡清洗干净，交给王大爷叫他拿卖了，给王大娘治病。我的这块手表由长勇，明天交给钟表店看能担多少钱，然后想法卖掉，作王大娘的生活费。我和春梅明天要到公社去办她的顶替手续，她父亲退休了，要春梅回去顶替。好了，各自分头进行。明天晚上在这里见面。"
说完，陈晓光叫李东升把钱、粮票交给王大娘的女儿小琴，大家就分手了。
出医院时，陈晓光脱下衣服摸了一下肩头，发现手上有血迹。我走近一看，见陈晓光的肩头已被担架压破了皮，又红又肿，有的地方还浸出了血。我埋怨陈晓光不该坚持一人抬，他却不在意地拍着我的背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随便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时发现陈晓光交给我的那块表，是他父亲给他的英纳格手表，也是他家唯一的最值钱的财产，便要把表退给他，说我去另想办法。
陈晓光挡住我的手说："你才参加工作，家里弟妹一群，经济上并不宽裕。还是把表卖了，别给你家中增加负担了！哎！这几年一般的家庭要是有个知青也真不容易啊！"
我想到陈晓光这样的好哥们，还有人要整他，而他却处处想着别人，禁不住热泪一下涌出了眼眶。幸好是在暗处，要不然陈晓光又要笑我这个书呆子又在冒酸水了！
我回家把王大娘住院的事告诉了妈妈，还叫妈妈天亮后给王大娘母女俩送点吃的，然后倒下一觉睡到下午五点钟。
因为，我确实累坏了！
我被妈妈叫醒后，匆匆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我拿上妈妈借到的五十元钱，赶到矿山医院。我把钱交给小琴后，才知道今天下午除了王大爷把卖鸡的二十元钱送来外，陈晓光、李东升、余文友、春梅等四人都没来过。
我等到医生们开始换班了，还是没见他们来医院，便告别了王大娘和小琴，回到了公社。
到公社时，正赶上公社开晚饭。我到食堂去看有没有红烧肉卖，想为王大娘端点肉去。结果食堂除了卖饭外只有青菜和白菜，正准备回家。这时，张建国走进了食堂，发现了我，便叫我过去。他对我说："这是公社开的条子，你凭这条子端三份饭菜给今天拘押的那三个人送去。同时转告民兵小分队的人，要加强警戒，出了问题拿他们是问。"
我接过条子一看，上面写着三份丙等饭菜，帐记在公社招待项目上，后面盖了个公章。
我拿着那张条子找到厨房里的大师傅，按三人九两三角钱的菜分成三个碗装好。在他的指点下，找到公社后院原来堆杂物的厕所旁的一间小屋，就是现在的临时拘押室，把饭菜送去。
走近拘押室叫执勤民兵打开门后，我端着饭菜走了进去。突然，面前这几个熟悉的人使我禁不住大吃一惊，我差点把手里端的饭菜掉在地上。
原来，这三个被拘押者竟是陈晓光、春梅和李东升他们三人！
我忙问陈晓光："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会关在这里？"
陈晓光没开腔，李东升却不满地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关起来了！难道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错啦？"
陈晓光见我一副茫然的神情，便平静地说："王大娘的事就拜托你了。你走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充其量吃几天不要钱的饭罢了！"
我拿出表递给他说："手表没卖，我妈去借了些钱已交给小琴了。"
陈晓光一把挡住我，把表又递了回来说："表还是请你拿去卖了，你能帮忙就不错了，哪要你跑路又垫钱呢！？"说完，陈晓光把我推了出来，并顺手关上了拘押室的门。
我回到办公室，正想找个人问个究竟时，黄秘书走了进来。我估计他一定知道情况，因为他整天在公社办公室很少离开过，便忙泡了一杯茶，请他坐一会儿，又拿出为了报到要表示下礼节，而请人帮我买的"飞马"香烟，甩了一包给他，请他讲讲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陈晓光他们又是怎么被拘押起来了。
也许我当时是公社人保组的办事员、也算个公社干部吧，黄秘书便把他知道的、看到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我，我的心情马上沉重起来。
五、
在江南公社和附近几个厂矿的集市贸易中心，每到一、三、五、七、九的逢场日，这里就分外的热闹。
离镇不足一华里的矿山革委会有一个副主任，靠造反起家，掌权后便常常整了这个又整那个。他不论在厂里，县里、地区、省上都有几个哥儿们掌权，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
他有一个儿子、名义上曾上山下乡当了几天知青，不到半年，便成为又红又专的好后代，而实际上没到生产队出过一天工的"优秀知青"，被招工回厂当了工人，并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干部。由于他比他老子更加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大家就送了个绰号给他，叫他"老大"。
这江南公社的逢场恰好是星期日，所以比平时更热闹些。这天，来赶场的除了村民和其他人外，很多工人也趁星期天休息来赶场。
老大一伙平日在厂里就是上班不干活，专门寻乐的。下班后，到处惹事生非混日子。这天，他带着一伙弟兄们来"赶场"凑热闹、找刺激。
当老大一伙来到菜市场门口时，见一个农村姑娘，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还穿着一套草绿色的涤轮料子（俗称的确良）的军装，站在一担花生旁叫卖，便一窝蜂地围上前去，摆成龙门阵。
那几年，人们穿得是灰兰二色并式样单一的服装，对于穿军装便是一种时髦。到七六年时，部队上的着装全部换成了涤轮料子，既新鲜又好看。至于女军装，身材好点的姑娘穿上，更不亚于现在的时装模特儿了。
这个姑娘家里可能有人当兵，所以才会有这时髦的涤良女军装。
"你这花生好鲜哟！味道一定不错吧？"
"这花生鲜哪有我们这个妹子鲜呢？！我们妹子穿上这套军装呀，味道就更鲜啰！"
"哟，妹子这套军装的腰翘才小哟，真正是个美人腰呀！"
几个家伙一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调逗姑娘，一边动手动脚地摸姑娘的身上。
这姑娘又羞又气，拿起称杆便打老大正伸向她胸前的手，口里骂了起来。
"哟！小妹没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怎么要打人呢？我们拥军，你也要爱民啊！"
"你怎么不回去爱你的妹妹？你以为我们农家妹子好欺侮，我就要你尝尝钢铁长城的味道！"
说着，这个姑娘再次打了一下老大那只讨厌的手。
这下老大挨痛了，一声口哨，几个兄弟伙一拥而上，假装拉架，趁机在姑娘身上乱摸乱捏。姑娘招架不住，便哭了起来。
旁边的人认识老大是个惹不起的角色，敢怒不敢言。
恰在这时，陈晓光、春梅、李东升三个人碰见了这个情景，不由得怒从心中起、威从胆边生。抓过那老大便打。春梅趁机把姑娘护住，拉向一旁。
众人见有人带头打抱不平，便一窝蜂上去，把老大一伙打得躺在地上求饶。
这时，在市场上巡逻的民兵小分队来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把老大一伙押进了公社革委会。陈晓光他们三个和那个姑娘作为证人并同几个农民一起也到了公社。
当时是张建国接待的，黄秘书作的询问记录。等都问完后，张建国进里屋去打了个电话。
一会儿，张建国出来向大家如作报告般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工人阶级老大哥们！当前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斗争的大方向，警惕阶级敌人转移目标，挑起群众斗群众！我们一定要注意工农团结！一定要搞好工农团结！现在，你们可以回去安心地抓革命，促生产。相信我们革命委员会、相信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六、
想到这些往事，我感觉自己还是很幸运的。比起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染病或者武斗，在斗争中不幸死亡的同学来说是幸运的。后来，于1977年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其后努力工作三十余年，在教育工作上也取得了人们认可的可喜的成绩。有同学说：“在当年胡捕滥杀的情况下，你能活下来，就算很不错的了。又得以做起教师，那就很不简单了”。在教师岗位上，居然能创立一项人们广泛认可的新的教学方法，那真的是很了不起呀。有的同学慨叹说，在经历了人生劫难之后，能取得如此卓著的业绩，此生足以自豪矣！很多同学都为之而高兴，称赞我为“老三届”同学争了光，并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在乡下当知青的几年，成了一个辛苦而不麻木的新型“润土”。当地很多贫下中农评价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勤快的人。我认为，几亿农民能够过得生活，我同样也能够过。看到田间陇野原色四时的变换，有时会思索社会与历史的更替：由瓜菜价格的起落沉浮，切身体验到农民“多收三五斗”的辛酸和苦涩。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没有消极沉沦。我们在苦难中学习，能够锻炼我们的筋骨和体魄。
诸多的苦难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怪不得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叫作“十年浩劫”。现在看来，这场“浩劫”也相当于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它本身就是一场波及整个社会的大地震，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文化大革命居然发生了，我们的故事就有了现在这么一个版本。
当年，有的评论家曾经说过：遭受文化大革命祸害最悲壮、最惨烈、最长久的民众群体，莫过于“老三届”这些青少年学生了。这一批曾被捧为“革命小将”、“毛主席的红卫兵”。有的评论家说到：被错划的“右派”，后来得到“摘帽”了；被打倒的老干部，后来得到平反了；在文革中被处理的大学生，后来也安排工作了；他们总算恢复了名义，工龄照算，工资补发，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可对“老三届”这些青少年学生，有谁替他们说过公道话？有谁给过他们公正的评价？更别提什么政治或经济的补偿了。文革的痛苦经历，成为影响这一代青少年学生们一生中挥之不去、讳莫如深的幽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什么非得让“老三届”以及他们的后代，背负着沉重的枷锁。
风依然在吹，水依然在流，时光依然在流逝。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时间过去50多年了。当年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都已年届花甲。岁月催人老，时间也在使人遗忘。虽然文革早已过去，但不应当被遗忘。只有不遗忘，才能避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