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屋檐下闲坐，有人来敲门。我趿拉着拖鞋，吧嗒吧嗒去开门，是阿珍婶婶。她一见我，满脸的皱纹立刻绽成一朵南瓜花，笑容里带着讨好的成分。我请她进来，她扭捏了一会儿，才怯怯迈进院子。
　　阿珍婶婶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屁股，家里有一把特制的竹椅子，像半张竹榻。那是她家的荣耀。一个女人如果走起路来屁颠颠的，像晒棉花的簟在抖动，别人的目光即使紧跟着她，也无法笼罩她的屁股，这个女人的“坐家门”就极好。意思是旺夫。阿珍婶婶已年过六旬，一头霜发，身子也略显佝偻，唯一还没有老去的就是她的屁股，跟着她后面，脚底有一种不由自主的颠簸感。阿珍婶婶有意提高嗓子，喊我母亲。母亲在里面接过她的招呼。很快，阿珍婶婶颠进了屋里。
　　如果屋檐下坐的不是我，那么坐下的就是她跟母亲。她们会在屋檐下聊半天，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在家长里短中转承起合，在各自的生活境遇中平平仄仄。她们有主见，她们也碎舌，在别人的非非里坚持着自己的是是。待暮色四合时才散场。离开时还不忘记拍拍自己坐过的竹椅，似乎拍打刚才说过的那些话——你就留在屋檐下。
　　邻里串门，其实串的是屋檐下。既有进了邻居家的意思，又可以随意自在，咳嗽、吐痰、擤鼻涕，一点都不用在意。讲究些的，几声重咳嗽后，一口浓黄的痰液，朝道地夺嘴而奔。不讲究的，叭，一口痰吐在了凳脚边。说着说着，清水样的鼻涕来了，用手一捏，朝墙壁上一摔，或朝凳脚一抹。来人不介意，主人不计较。不就屋檐下吗。
　　女人坐在屋檐下喜欢窃窃私语，一个悬着半个屁股，一个倾着身子，只差脸撞脸了。其实同坐一个屋檐下还能远到哪里，可女人聊天就喜欢这样。女人说话的内容全在表情上，有蹙着眉的，也有噘着嘴的，脸上半晴半阴，一会儿嘁嘁，一会儿喳喳，有时提高嗓子，噼里啪啦，陈芝麻烂谷子都倒进了锅里。偶尔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也不知她们的情绪什么时候拐的弯，把站在门前电线杆上的麻雀惊得惶惶而逃。屋檐下的女人，她们聊的内容杂七杂八，而笑声是实打实的，全无杂质。
　　屋檐下的男人坐在条凳上抽着烟，脚边放一杯茶。他们一口烟，一句话，像庄稼一样一垄一垄地过去。有时，大家沉默着，嘴里的烟嘶嘶地燃着，似乎烟与烟在交流。他们从不为一个话题来串门。那些习惯了用力气向大地讨生活的男人，肚子里的内容比嘴巴更胜一筹。屋檐下的烟蒂散落一地，而他们的话还没有被扫拢在一起。狗蹲在主人的脚边，掉着舌头，目光炯炯地盯着外面，有陌生人走过，立刻起身，吐出一串汪汪。主人呵斥一声，狗又重新蹲下来，把脑袋趴在前爪上，似乎有些尴尬。它的窝，就在屋檐下的一角，靠着墙壁。村里的男人喜欢赌，也喜欢打赌，他们的赌都在屋檐下，外面是明晃晃的太阳，把赌的内容照得透亮透亮。
　　村里的老人，坐在屋檐下念阿弥陀佛，嘴巴嚅动着，手里捧一只盒子，里面躺着一串佛珠。老人们的后半生几乎在屋檐下度过。一个老人健不健在，屋檐下几乎是一个证明。他们不念佛的时候，靠着屋檐下的墙角晒太阳，晒着晒着，打起了瞌睡，口水慢慢从嘴角流下来，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似乎翻晒着他们的回忆。
　　村人闲聊爱在屋檐下，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只不过现在屋檐下再也找不到成堆的黄豆秆或油菜秆，以及七七八八的杂物，只有农具还一如既往地靠在墙壁上，旁边有时站着一只坛或一只缸，里面腌着菜。村里有一句老话：三天勿吃咸菜汤，两只脚骨酸汪汪。那一只只缸或坛里腌出来的就是咸菜。作为医学角度而言，咸菜属于腌制食品，长期或过多食用对身体不利，里面有太多亚硝酸盐。我无意跟医学争论，这跟村里的男人打赌一样没有标准，只能是样本量的不同而已。我只能说每家每户都有一只咸菜缸，上面压着一块石头。生活拮据的时候有，现在生活改善了还是有。就像过日子，穷过富过，到底还是一样过。
　　我重新坐到竹椅子上，屁股下吱嘎一声。竹椅上了年纪，都会有这个特征。似乎竹椅的老去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人的过往，包括身体上的衰老一起嵌入它的片片与条条里。这把小竹椅，在家里估摸着已经有十多年了，似乎一直被摆放在屋檐下，有人来了，母亲忙着从屋里端椅子，而来人早已坐在了上面。我来了，也喜欢坐在上面，双手搁在膝盖上，头或勾，或抬，见天，见云，感觉很自在。
　　一棵枣树前年从院前移到了院西，去年下了一场暴雪，此刻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枝杈杈，背景是淡蓝色的天空，让人不由联系到龟甲兽骨上的撇捺横折。旁边是一棵柿子树，像是挑衅似的，一身茂密。再过去是一棵梨树，已经开过花，带着浅褐色的叶子一簇一簇地抽出来。下面蹲着几只鸭，呆头呆脑地伸着脖子，冷不丁地吐出一串嘎嘎。我有时想解读它们的叫声，可它们饥饿时是嘎嘎，饱食后也是嘎嘎，不多不少，但是傍晚进鸭舍时那嘎嘎声里带着些许陶醉，声音低而碎，充满着撒娇的意味。倒春寒的时候，它们还小，母亲把它们装在篍笼里，下面垫着我们小时候穿过的旧棉袄。篍笼靠在屋檐下的墙壁角落里，外面套着一只旧麻袋，非常保暖。数只母鸡正专心致志地在柿树底下刨食，头上的一撮红肉肉一颤一颤的，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非常实在地传递了母鸡心无旁骛的信息。
　　墙头露出隔壁邻居家的一棵橘子树，从我这儿望过去，橘子树似乎是攀着我家的墙头。偶尔有几声鸟叫，短促，清脆，像是往空中撒了一把碎米。不用猜，那肯定是麻雀。村里人似乎不太喜欢它们，庄稼地里扎的稻草人，专门吓唬它们。也有人喜欢它们，只是喜欢吃它们的肉，用自制的气枪打，也有用竹筛支起来，下面撒些碎谷，等麻雀飞下来的时候一拉，飞进去的多半逃不出来。这跟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叙述的一模一样。
　　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句：麻将（雀）剥剥皮，酱油蘸蘸好东西。至于怎么样的好东西，我并不晓得。好像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村里有一位姓钱的伯伯，患有重度哮喘，长年上气不接下气，像一架破风箱，呼噜噜，呼噜噜。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的一个偏方，说是麻雀酒可以治疗哮喘。于是，钱伯伯的儿子一有闲就打麻雀，白天背着自制的气枪在村里逛，一见叽叽喳喳的声音，他便猫下身子，砰砰，总有几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晚上，他用手电筒照竹园，那里藏着许多过夜的麻雀。别看麻雀白天灵敏得很，一到灯光下，它们就变得木乎乎。钱伯伯的儿子一个晚上可以打好几串。他爹吃不了那么多麻雀，他就晒麻雀干，跟萝卜干似的，然后浸泡到酒里。冬天的时候，他每天舀半小碗的麻雀酒给他爹喝。他爹的哮喘后来好过一阵子，脸色也红润起来，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过世了。他儿子哭得很伤心，悲痛欲绝的样子。村里的赤脚医生吴医生私下说，他爹就是死于那些麻雀。别人不解。吴医生涨红着脸，搓了半天的手，嘴里没半个字。
　　不过，有一种鸟，村里人是爱护的，甚至是溺爱，那就是燕子。如果燕子选择了你这户人家筑巢，意味着给你带来了吉祥。有的燕子把巢筑在屋里的栋梁上，燕子飞进飞出，这门大白天是敞开着的，到了晚上燕子在巢里唧唧，再唧唧，门才轻轻关上。也有的燕子选择屋檐下，它们忙它们的，衔泥觅草，垒窝孵蛋，在屋檐下履行着燕子们的日常。邻居在下面嘁嘁咻咻，燕子在上面叽叽喳喳，她们与它们各自热闹，并不觉得谁打扰了谁。
　　我喝的茶，是父亲茶杯里匀出来后再倒了些开水。父亲喜欢喝浓茶，茶杯积满了茶垢，也不让我洗。对他而言最奢侈的是买一百块一斤的茶叶。他有一个固定的卖茶叶老人，隔一断时间去他那儿买二斤，从不还价，然后骑着破自行车咔哒咔哒回来。有时我给父亲一包所谓上好的茶叶。父亲并不认情。我一急，说，这茶叶很贵的。父亲说，傻瓜，你以为贵的都是好的？长这么大了，还在坚持这种道理。我有些委屈，又羞愧无语。
　　在物质层面，我跟父亲一直有摩擦，他见不得我大手大脚花钱，如果我哪天口出狂言，“这点钱算什么”时，父亲会勃然大怒，一改他沉默寡言的性情。这点上，父母的观点高度统一，只是母亲以节约钱为主，而父亲则不是。他是希望用俭来修身养德。在他眼里一生两个字：舍与得。他说，其实得很容易，舍最难。我惭愧自己大多时候在为得而努力。
　　我默默呷一口茶。屋里也响起呷茶的声音，咕噜咕噜。父亲喝茶的声音很响，包括吃饭。这点常惹来母亲的讥笑。他们互相为对方的生活理念争执了大半生，到老了，才不得不和解。他们年轻时的吵架情形，我忽然想不起来了，似乎父母恩爱了一辈子。虽然，这是我替父母虚构的爱情，可我又觉得虚构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们眼下的相守已经足以匹配我们的虚构。过去的种种不快，似乎跟他们没有直接关联。但他们忙碌的，关注的，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身体上的衰老，让他们说话的方式与口气有了变化，他们没办法俯视我们，有时还不得不仰起头。所以，我回到家里喜欢坐在小竹椅上，还跟从前一样，不敢坐到父亲的对面去。这是他的规矩，女孩子不可以坐到父亲的对面，包括吃饭时也是如此，我只能坐到旁边，父亲的对面永远是母亲。我不晓得父亲是从哪里继承下来的，不过，我接受他的规矩，遵循他的规矩。父亲说，孝顺，以顺为先，孝才是其次。我坐屋檐下时常常想到这句话，但又想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
　　住到城里后，屋檐下成了一个奢华的名词。城里的房子上天入地，承受着南腔北调的人。一栋栋楼，以多层或高层、大厦的名义杵在了天空之下，有云飘荡过来，一朵，一片，或者一朵朵，一片片，似絮似彩，如卷如舒，那是云在天上的事。云下面的人，有站在阳台上的，也有站在桥上的，有立在一楼窗前的，也有坐在十七八楼窗前的，他们所看到的云是不一样的。就像同样住在城里，有人住别墅，住豪华小区，而有人蜗居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有人甚至栖身在救助站里。更多的人是过着折叠式的生活，居住在没有屋檐下的楼层里，一个个数字代表着一户户人家，有人毕其一辈子的努力才得到一串数字，某幢几零几，而有的人打拼了大半辈子，还在数字外面徘徊。收旧的，拾荒的，做短工的，踩三轮的，每天从“打造美丽幸福富裕的城市”墙体标语前走过，用各自的努力朝不确定的生活迈进。唯一能替他们记住名字的，可能也只有揣在怀里的身份证。我们彼此疏远，又彼此重叠在一起，被人们圈定在“城市建设靠人人，人人建设为城市”。
　　我的楼下居住着一对老人，约摸七十左右，他们带着一个孙子，已经二十几岁，看见我总热情地叫我阿姨。小伙子读书的时候似乎不太用功，只念了一个职高。我鼓励他去参加自考，还给他介绍了几个专业。一个月后，他碰到我说是已经报名了，报的是汉语言文学。我听了觉得很开心。大约半年后，我在楼梯里再次遇到他，问起自考的事。他说，他已经考出了二门。我自然很高兴，叮嘱他每年记得去考。有一天，他奶奶在小区里碰到我，突然停住脚步，脸像掰开的橘子，堆着笑，托我能不能在城里给她孙子找份工作，孙子每天天蒙蒙亮出门，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要等暗黢黢时才进门。她又说，她儿子有了新妻，孙子跟后娘合不来，而儿子又听新妻的，所以在儿子的企业里待不下去。我曾托过几个人，都没有结果。好几次，我看到她都觉得不好意思，而她仿佛很想跟我亲热。这样过了三四个月，我硬着头皮跟她说这件事的结果。她似乎略感意外，目光暗淡了下去，表情却变得平静起来，似乎她刚才的笑脸是我自己的幻觉。自那以后，我很少再碰到他们。我内心也希望别遇见他们，尤其是走楼梯，想避开都不太容易。我没碰到他们，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跟我做邻居。不知道那些在公园亭子里聊天，在广场上跳健身舞的人群里有没有他们俩。那里，替代了城里老人的串门。倒是他们的孙子隔段时间会碰到，还是很亲热地喊我阿姨，每次我都回应他，过后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情绪拽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替他疼痛。
　　城里总有许多假设，每一种假设都可以成立，比如我前一段日子从一家某某会所面前走过，一扇暗沉的铜门紧紧关闭着，一对石狮子踞在门的左右，旁边泊了许多豪车。我想象不出这会所是干啥的，关着门，还弄两个石狮子看门。也就半个月左右，这家会所变成了土菜馆，门还是那个门，狮子还是那对狮子，只是门边站了两名女服务员，黑色的套装，脸上挂着精致的笑容。我从门前走过，她们笑意盈盈，一个在公石狮子右侧，一个在母石狮子左侧，一身的职业感。有一位乞丐背一只打了补丁的旧帆布袋，手拿塑料碗，频频朝路人伸过去。偶尔有一两个硬币扔进碗里，他赶紧送过去一串祝福。大多时候他的碗里只躺着两三个硬币。他始终离那对石狮子保持着20步的距离。后来，我在菜市场门口又碰到了这位乞丐，他自然不会记得我早上还给过他零钱，再次把碗递到我跟前。我给与不给，在他眼里我就是城里人。他的年纪应该比我父亲还大，如果不在城里，他可能也坐在屋檐下聊天，晒太阳，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还有打成结的苞谷。他愿意放弃屋檐下的阳光，跑到一个不是替他准备的城里，以衰老、沧桑、无助的形象赚取别人的悲悯，或许，他的内心还有比屋檐下更重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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