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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

时间: 2018-08-18 16:02; 作者: 高中作文网  电脑版浏览

  我在屋檐下闲坐,有人来敲门。我趿拉着拖鞋,吧嗒吧嗒去开门,是阿珍婶婶。她一见我,满脸的皱纹立刻绽成一朵南瓜花,笑容里带着讨好的成分。我请她进来,她扭捏了一会儿,才怯怯迈进院子。
  阿珍婶婶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屁股,家里有一把特制的竹椅子,像半张竹榻。那是她家的荣耀。一个女人如果走起路来屁颠颠的,像晒棉花的簟在抖动,别人的目光即使紧跟着她,也无法笼罩她的屁股,这个女人的“坐家门”就极好。意思是旺夫。阿珍婶婶已年过六旬,一头霜发,身子也略显佝偻,唯一还没有老去的就是她的屁股,跟着她后面,脚底有一种不由自主的颠簸感。阿珍婶婶有意提高嗓子,喊我母亲。母亲在里面接过她的招呼。很快,阿珍婶婶颠进了屋里。
  如果屋檐下坐的不是我,那么坐下的就是她跟母亲。她们会在屋檐下聊半天,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在家长里短中转承起合,在各自的生活境遇中平平仄仄。她们有主见,她们也碎舌,在别人的非非里坚持着自己的是是。待暮色四合时才散场。离开时还不忘记拍拍自己坐过的竹椅,似乎拍打刚才说过的那些话——你就留在屋檐下。
  邻里串门,其实串的是屋檐下。既有进了邻居家的意思,又可以随意自在,咳嗽、吐痰、擤鼻涕,一点都不用在意。讲究些的,几声重咳嗽后,一口浓黄的痰液,朝道地夺嘴而奔。不讲究的,叭,一口痰吐在了凳脚边。说着说着,清水样的鼻涕来了,用手一捏,朝墙壁上一摔,或朝凳脚一抹。来人不介意,主人不计较。不就屋檐下吗。
  女人坐在屋檐下喜欢窃窃私语,一个悬着半个屁股,一个倾着身子,只差脸撞脸了。其实同坐一个屋檐下还能远到哪里,可女人聊天就喜欢这样。女人说话的内容全在表情上,有蹙着眉的,也有噘着嘴的,脸上半晴半阴,一会儿嘁嘁,一会儿喳喳,有时提高嗓子,噼里啪啦,陈芝麻烂谷子都倒进了锅里。偶尔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也不知她们的情绪什么时候拐的弯,把站在门前电线杆上的麻雀惊得惶惶而逃。屋檐下的女人,她们聊的内容杂七杂八,而笑声是实打实的,全无杂质。
  屋檐下的男人坐在条凳上抽着烟,脚边放一杯茶。他们一口烟,一句话,像庄稼一样一垄一垄地过去。有时,大家沉默着,嘴里的烟嘶嘶地燃着,似乎烟与烟在交流。他们从不为一个话题来串门。那些习惯了用力气向大地讨生活的男人,肚子里的内容比嘴巴更胜一筹。屋檐下的烟蒂散落一地,而他们的话还没有被扫拢在一起。狗蹲在主人的脚边,掉着舌头,目光炯炯地盯着外面,有陌生人走过,立刻起身,吐出一串汪汪。主人呵斥一声,狗又重新蹲下来,把脑袋趴在前爪上,似乎有些尴尬。它的窝,就在屋檐下的一角,靠着墙壁。村里的男人喜欢赌,也喜欢打赌,他们的赌都在屋檐下,外面是明晃晃的太阳,把赌的内容照得透亮透亮。
  村里的老人,坐在屋檐下念阿弥陀佛,嘴巴嚅动着,手里捧一只盒子,里面躺着一串佛珠。老人们的后半生几乎在屋檐下度过。一个老人健不健在,屋檐下几乎是一个证明。他们不念佛的时候,靠着屋檐下的墙角晒太阳,晒着晒着,打起了瞌睡,口水慢慢从嘴角流下来,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似乎翻晒着他们的回忆。
  村人闲聊爱在屋檐下,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只不过现在屋檐下再也找不到成堆的黄豆秆或油菜秆,以及七七八八的杂物,只有农具还一如既往地靠在墙壁上,旁边有时站着一只坛或一只缸,里面腌着菜。村里有一句老话:三天勿吃咸菜汤,两只脚骨酸汪汪。那一只只缸或坛里腌出来的就是咸菜。作为医学角度而言,咸菜属于腌制食品,长期或过多食用对身体不利,里面有太多亚硝酸盐。我无意跟医学争论,这跟村里的男人打赌一样没有标准,只能是样本量的不同而已。我只能说每家每户都有一只咸菜缸,上面压着一块石头。生活拮据的时候有,现在生活改善了还是有。就像过日子,穷过富过,到底还是一样过。
  我重新坐到竹椅子上,屁股下吱嘎一声。竹椅上了年纪,都会有这个特征。似乎竹椅的老去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人的过往,包括身体上的衰老一起嵌入它的片片与条条里。这把小竹椅,在家里估摸着已经有十多年了,似乎一直被摆放在屋檐下,有人来了,母亲忙着从屋里端椅子,而来人早已坐在了上面。我来了,也喜欢坐在上面,双手搁在膝盖上,头或勾,或抬,见天,见云,感觉很自在。
  一棵枣树前年从院前移到了院西,去年下了一场暴雪,此刻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枝杈杈,背景是淡蓝色的天空,让人不由联系到龟甲兽骨上的撇捺横折。旁边是一棵柿子树,像是挑衅似的,一身茂密。再过去是一棵梨树,已经开过花,带着浅褐色的叶子一簇一簇地抽出来。下面蹲着几只鸭,呆头呆脑地伸着脖子,冷不丁地吐出一串嘎嘎。我有时想解读它们的叫声,可它们饥饿时是嘎嘎,饱食后也是嘎嘎,不多不少,但是傍晚进鸭舍时那嘎嘎声里带着些许陶醉,声音低而碎,充满着撒娇的意味。倒春寒的时候,它们还小,母亲把它们装在篍笼里,下面垫着我们小时候穿过的旧棉袄。篍笼靠在屋檐下的墙壁角落里,外面套着一只旧麻袋,非常保暖。数只母鸡正专心致志地在柿树底下刨食,头上的一撮红肉肉一颤一颤的,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非常实在地传递了母鸡心无旁骛的信息。
  墙头露出隔壁邻居家的一棵橘子树,从我这儿望过去,橘子树似乎是攀着我家的墙头。偶尔有几声鸟叫,短促,清脆,像是往空中撒了一把碎米。不用猜,那肯定是麻雀。村里人似乎不太喜欢它们,庄稼地里扎的稻草人,专门吓唬它们。也有人喜欢它们,只是喜欢吃它们的肉,用自制的气枪打,也有用竹筛支起来,下面撒些碎谷,等麻雀飞下来的时候一拉,飞进去的多半逃不出来。这跟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叙述的一模一样。
  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句:麻将(雀)剥剥皮,酱油蘸蘸好东西。至于怎么样的好东西,我并不晓得。好像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村里有一位姓钱的伯伯,患有重度哮喘,长年上气不接下气,像一架破风箱,呼噜噜,呼噜噜。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的一个偏方,说是麻雀酒可以治疗哮喘。于是,钱伯伯的儿子一有闲就打麻雀,白天背着自制的气枪在村里逛,一见叽叽喳喳的声音,他便猫下身子,砰砰,总有几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晚上,他用手电筒照竹园,那里藏着许多过夜的麻雀。别看麻雀白天灵敏得很,一到灯光下,它们就变得木乎乎。钱伯伯的儿子一个晚上可以打好几串。他爹吃不了那么多麻雀,他就晒麻雀干,跟萝卜干似的,然后浸泡到酒里。冬天的时候,他每天舀半小碗的麻雀酒给他爹喝。他爹的哮喘后来好过一阵子,脸色也红润起来,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过世了。他儿子哭得很伤心,悲痛欲绝的样子。村里的赤脚医生吴医生私下说,他爹就是死于那些麻雀。别人不解。吴医生涨红着脸,搓了半天的手,嘴里没半个字。
  不过,有一种鸟,村里人是爱护的,甚至是溺爱,那就是燕子。如果燕子选择了你这户人家筑巢,意味着给你带来了吉祥。有的燕子把巢筑在屋里的栋梁上,燕子飞进飞出,这门大白天是敞开着的,到了晚上燕子在巢里唧唧,再唧唧,门才轻轻关上。也有的燕子选择屋檐下,它们忙它们的,衔泥觅草,垒窝孵蛋,在屋檐下履行着燕子们的日常。邻居在下面嘁嘁咻咻,燕子在上面叽叽喳喳,她们与它们各自热闹,并不觉得谁打扰了谁。
  我喝的茶,是父亲茶杯里匀出来后再倒了些开水。父亲喜欢喝浓茶,茶杯积满了茶垢,也不让我洗。对他而言最奢侈的是买一百块一斤的茶叶。他有一个固定的卖茶叶老人,隔一断时间去他那儿买二斤,从不还价,然后骑着破自行车咔哒咔哒回来。有时我给父亲一包所谓上好的茶叶。父亲并不认情。我一急,说,这茶叶很贵的。父亲说,傻瓜,你以为贵的都是好的?长这么大了,还在坚持这种道理。我有些委屈,又羞愧无语。
  在物质层面,我跟父亲一直有摩擦,他见不得我大手大脚花钱,如果我哪天口出狂言,“这点钱算什么”时,父亲会勃然大怒,一改他沉默寡言的性情。这点上,父母的观点高度统一,只是母亲以节约钱为主,而父亲则不是。他是希望用俭来修身养德。在他眼里一生两个字:舍与得。他说,其实得很容易,舍最难。我惭愧自己大多时候在为得而努力。
  我默默呷一口茶。屋里也响起呷茶的声音,咕噜咕噜。父亲喝茶的声音很响,包括吃饭。这点常惹来母亲的讥笑。他们互相为对方的生活理念争执了大半生,到老了,才不得不和解。他们年轻时的吵架情形,我忽然想不起来了,似乎父母恩爱了一辈子。虽然,这是我替父母虚构的爱情,可我又觉得虚构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们眼下的相守已经足以匹配我们的虚构。过去的种种不快,似乎跟他们没有直接关联。但他们忙碌的,关注的,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身体上的衰老,让他们说话的方式与口气有了变化,他们没办法俯视我们,有时还不得不仰起头。所以,我回到家里喜欢坐在小竹椅上,还跟从前一样,不敢坐到父亲的对面去。这是他的规矩,女孩子不可以坐到父亲的对面,包括吃饭时也是如此,我只能坐到旁边,父亲的对面永远是母亲。我不晓得父亲是从哪里继承下来的,不过,我接受他的规矩,遵循他的规矩。父亲说,孝顺,以顺为先,孝才是其次。我坐屋檐下时常常想到这句话,但又想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
  住到城里后,屋檐下成了一个奢华的名词。城里的房子上天入地,承受着南腔北调的人。一栋栋楼,以多层或高层、大厦的名义杵在了天空之下,有云飘荡过来,一朵,一片,或者一朵朵,一片片,似絮似彩,如卷如舒,那是云在天上的事。云下面的人,有站在阳台上的,也有站在桥上的,有立在一楼窗前的,也有坐在十七八楼窗前的,他们所看到的云是不一样的。就像同样住在城里,有人住别墅,住豪华小区,而有人蜗居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有人甚至栖身在救助站里。更多的人是过着折叠式的生活,居住在没有屋檐下的楼层里,一个个数字代表着一户户人家,有人毕其一辈子的努力才得到一串数字,某幢几零几,而有的人打拼了大半辈子,还在数字外面徘徊。收旧的,拾荒的,做短工的,踩三轮的,每天从“打造美丽幸福富裕的城市”墙体标语前走过,用各自的努力朝不确定的生活迈进。唯一能替他们记住名字的,可能也只有揣在怀里的身份证。我们彼此疏远,又彼此重叠在一起,被人们圈定在“城市建设靠人人,人人建设为城市”。
  我的楼下居住着一对老人,约摸七十左右,他们带着一个孙子,已经二十几岁,看见我总热情地叫我阿姨。小伙子读书的时候似乎不太用功,只念了一个职高。我鼓励他去参加自考,还给他介绍了几个专业。一个月后,他碰到我说是已经报名了,报的是汉语言文学。我听了觉得很开心。大约半年后,我在楼梯里再次遇到他,问起自考的事。他说,他已经考出了二门。我自然很高兴,叮嘱他每年记得去考。有一天,他奶奶在小区里碰到我,突然停住脚步,脸像掰开的橘子,堆着笑,托我能不能在城里给她孙子找份工作,孙子每天天蒙蒙亮出门,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要等暗黢黢时才进门。她又说,她儿子有了新妻,孙子跟后娘合不来,而儿子又听新妻的,所以在儿子的企业里待不下去。我曾托过几个人,都没有结果。好几次,我看到她都觉得不好意思,而她仿佛很想跟我亲热。这样过了三四个月,我硬着头皮跟她说这件事的结果。她似乎略感意外,目光暗淡了下去,表情却变得平静起来,似乎她刚才的笑脸是我自己的幻觉。自那以后,我很少再碰到他们。我内心也希望别遇见他们,尤其是走楼梯,想避开都不太容易。我没碰到他们,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跟我做邻居。不知道那些在公园亭子里聊天,在广场上跳健身舞的人群里有没有他们俩。那里,替代了城里老人的串门。倒是他们的孙子隔段时间会碰到,还是很亲热地喊我阿姨,每次我都回应他,过后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情绪拽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替他疼痛。
  城里总有许多假设,每一种假设都可以成立,比如我前一段日子从一家某某会所面前走过,一扇暗沉的铜门紧紧关闭着,一对石狮子踞在门的左右,旁边泊了许多豪车。我想象不出这会所是干啥的,关着门,还弄两个石狮子看门。也就半个月左右,这家会所变成了土菜馆,门还是那个门,狮子还是那对狮子,只是门边站了两名女服务员,黑色的套装,脸上挂着精致的笑容。我从门前走过,她们笑意盈盈,一个在公石狮子右侧,一个在母石狮子左侧,一身的职业感。有一位乞丐背一只打了补丁的旧帆布袋,手拿塑料碗,频频朝路人伸过去。偶尔有一两个硬币扔进碗里,他赶紧送过去一串祝福。大多时候他的碗里只躺着两三个硬币。他始终离那对石狮子保持着20步的距离。后来,我在菜市场门口又碰到了这位乞丐,他自然不会记得我早上还给过他零钱,再次把碗递到我跟前。我给与不给,在他眼里我就是城里人。他的年纪应该比我父亲还大,如果不在城里,他可能也坐在屋檐下聊天,晒太阳,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还有打成结的苞谷。他愿意放弃屋檐下的阳光,跑到一个不是替他准备的城里,以衰老、沧桑、无助的形象赚取别人的悲悯,或许,他的内心还有比屋檐下更重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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