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记得还有一次，他们不知为啥吵架，父亲一怒之下，把买来的一捆粉条丢进了厕所。两人闭口不和对方说话，只是生闷气。母亲病了好几天。最终先妥协的还是父亲。在我印象中，他虽然脾气不好，但从来没动手打过母亲，只是不断地吵。我小时候挨父亲打是时有的事。父亲和小伙伴下棋我当裁判，因为主持了公道，父亲打过我，踩死一只小鸡打过我，上山抓蛇打过我......父亲打我时，牙关紧咬着，仿拂在气运丹田一样。时间一久，我找到了破解他功力的办法了，那就是跑，越远越好越快越好。等他消了气，我再回家。用此良策，我少挨了不少胖揍。在这反反复复中，日子向前慢腾腾地挪动着。我家屋后的小山上，建起个砖厂。为了贴补家，母亲去砖厂干起了临时工，每天只挣一元零几毛钱。砖厂离我家只一河之隔，每天下班回来，她竟走得那么蹒跚那么缓慢那么沉重。但是，为了生存，为了几个孩子的肚子，她只能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母亲把好吃的细粮都让给父亲吃，他说父亲井下的活重，其实，她干的活也不轻啊。生活的艰辛，工作的劳累，营养的不足，使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糟糕。早晨起来，我看见她的牙龈间经常挂满血丝，她像没事似的。母亲的人缘比较好，和邻里之间大人、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做为外来户，她能做到这一点，我至今都很钦佩我的母亲。我们渐渐长大房子渐渐变小。父亲准备扩建我们的房子。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凭记忆凭想象，就地取材，他先做了一辆怪模怪样的独轮车。我二十多岁回山东老家所看到的家家户户送粪拉土驮粮用的就是这种车。每到休假日，他就领着我去矿山上捡盖房子用的石头。我宁可跟着他走，也不愿坐在车上。它太土气了，架子、轮子和辐条都是木头做的，走起路来还吱吱扭扭直响，象个气喘吁吁的老人。看热闹的人颇多，很出风头。这种车在北方很少见。日积月累，石头堆成了山。开始动工了，一天砌点一天砌点，很快又一间房子盖好了。没有瓦，父亲就用草苫房子顶，又保暖又不漏。父亲工作的井下有水泥，他自己缝制个口袋，每天下班就装点回来。他自己做模具，用水泥在模具上做瓦。每天下班做几块，几个月下来，我家的房顶很快就换上了水泥瓦。孩子多，鞋也买不起。父亲就自己买皮子，自己动手做起了皮鞋皮靴子。我在十岁左右，穿上了他为我做的一双反毛皮靴子。那时的小孩子有鞋穿就不易了，想穿皮靴子更是没门，这是童年时父亲送给我的骄傲。妹妹们也相继穿上了父亲亲手制做的小皮鞋。有一次，小妹妹和邻居小姑娘争夺一截玉米桔，俩个人谁也不松手，我们小时把它当苷蔗吃。为了公平起见父亲抢过来一甩手丢出老远，小姑娘大哭。也巧，小姑娘的妈妈看到了，和父亲一顿大吵。父亲编的蝈蝈笼子那是一绝，堪称工艺品，邻居的孩子争相讨要，父亲是有求必应。闲暇时，父亲在大缸里大盆中养了很多五颜六色的金鱼与荷花，我家单调的生活因此舔了些色彩。他还给我做过捕鸟的笼子、冰上滑的爬犁、能打火柴的手枪......
        母亲开始大口大口吐血，住院成了家常便饭，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个月两个月。大妹妹十二、三岁就成了母亲的专业陪护，屡次中断学业。记得母亲病重时，大姨二姨来我家住了十几天。父亲的脸整天布满了乌云，常发无名火。好在那时也能报销不少医疗费，既使这样，余下的费用也压得父亲直不起腰杆。当时医疗水平不先进，药品匮乏，一小瓶止血药，印象中是云南白药，还得院长批条。让我一辈子都感到不安的是母亲临终前的那一幕。有一天大清早，邻居三大爷匆忙把我领到矿务局总医院。母亲临终前，很想再看她儿子一眼。我怯怯地站在已奄奄一息的母亲床前，母亲的脸色是惨白惨白的。她拉起我的手，想说些什么，或是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了。我当时也不知是何种心情，只是傻愣愣的站在那，没说一句话，甚至不敢看母亲那双充满了无限眷恋的目光。站了一会儿，不知是大人赶走了我，还是我害怕发生什么自己偷偷地跑出了病房，一个人躲进厕所里。再出来时，只看见三大爷和父亲抬着母亲向太平间走去，就这样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我那时才十五岁。母亲才四十出头，子欲孝母不在。长大后，我常常责备自己，临终时，为什么不多看母亲几眼，不多陪陪她。人生有太多的遗憾，这种愧疚感时时刻刻折磨着我。母亲走后，为母亲买的几个奶羊也卖掉了。没有母亲的生活是凄凉悲惨的，没有妻子的生活不叫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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