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经济拮据，游学不易。李大钊便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月薪８元，刚好解决吃饭问题。1920年７月，他从北大国文系毕业，辞去图书馆书记一职，接替他的是一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
　　
　　二、副刊大王
　　 1919年，孙伏园在北京亲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并加入北大文学社团新潮社，主办《新潮》月刊，是他终其一生的编辑生涯的起点。同年，他主编北京《国民公报》副刊，正式成为一名报人。
　　那时报纸还没有副刊这个名称，有时称余兴，有时叫杂俎，大多是设一两个栏目，没有形成独立的版面。1921年，茅盾与周作人在北京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新文化运动已如火如荼。孙伏园热血沸腾，他放弃在北大当讲师的机会，出任《晨报》专职编辑。10月12日，孙伏园从李大钊手里接过《晨报》第七版“文艺栏”的接力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文艺栏”改为四版单张，定名为《晨报附镌》，这个名字是孙伏园请鲁迅起的。不料写报头的书法家错写成《晨报副镌》，孙伏园觉得也不错，就用上了。1925年，徐志摩接替孙伏园，将文言气息颇浓的“副镌”改成通俗易懂的白话“副刊”。副刊由是奠定，它的缔造者牵涉到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三位名人：孙伏园、鲁迅、徐志摩。
　　更名仅是第一步。惊世骇俗的好戏还在后头。1922年5月5日，孙伏园在《晨报附刊》推出“马克思纪念专辑”。马克思这个译名于1899年出自上海人蔡尔康的手笔。1902年，湖南人赵必振通过翻译日本作家幸德秋水撰写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最早介绍马克思学说。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观点的论文是同年12月发表在《译书汇编》第十一期上马君武撰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约五千字。最早在报纸上做马克思专辑的便非孙伏园莫属了。
　　 1922年11月7日，孙伏园又推出“俄国革命纪念专辑”。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个专辑是两颗重磅炸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此前零散的介绍、在学者范围内的探讨转而为面向大众集结式的广泛宣传，正好与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呼应。
　　我们看到，在新文化浪潮下，涌动着的是社会政治全方位变革的种种前兆。孙伏园在那样一个算不上“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代，毅然出手，接连出手，不能说他有多少政治预见性，只能说文化的独立能给一个时代带来多少奇异的景观。
　　很多人说，现在的副刊死了。不仅报纸副刊版面大幅缩水，恍如祖国大地上悄悄消失的河流湖泊；即便一些名报的老牌副刊，像《人民日报》的“大地”、《文汇报》“笔会”、《解放日报》“朝花”、《新民晚报》“夜光杯”、《羊城晚报》“花地”等，副刊也早已成为这些报纸最不为人关注的部分，老爷文字、休闲文字、口号文字和白开水文字大行其道，副刊的使命与意义被消解成一具僵尸，仅供博览，聊发思古之幽情。
　　副刊死亡乃因于这一时代文化的附庸而非独立地位、娼妓而非淑女身份，乃因于副刊编辑和作者人格的集体缺失。
　　与现在相比，一百年前孙伏园所处的那个时代更加乱象纷呈。那时在北京做大人物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能办大学，二是要能办报馆，三是要多娶姨太太。据说，报馆有200多家，通讯社100多家，拿孙伏园的话讲，报馆比姨太太尤滥。但北洋军阀对言论箝制得很厉害。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军阀们根本不说理，邵飘萍就是这样被张作霖杀害的。因此，报纸的新闻版大同小异，只有报头和社论不一样。北京有家印刷厂承印了20余种报纸，他们印刷的秘诀是，印乙报时把甲报的报头、社论撤下，换上乙报的报头、社论，印下来就成了乙报；如是再印丙报、丁报。劳动效率倒是相当的高。各大报名报均“不谈国事”，以消闲自遣、茶余饭后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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