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果敢地在副刊园地里摒弃轻薄娱乐和高头讲章，用副刊的文艺性、思想性与社会性来改造报纸的传播功能，提升报纸的宣传使命，强化报纸的社会效应。在《国民公报》编副刊时，他发表鲁迅《自言自语》共七篇散文，它们是《野草》和《故事新篇》中一些精品力作的雏形。在《晨报》副刊，他帮助冰心消除新诗创作的畏怯心理，促使冰心代表作《繁星》《春水》问世；然后刊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阿Ｑ正传》。副刊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蔚然形成。
　　 1926年11月，孙伏园赴武汉主编《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他提出了四点办报方针：“批评的，进取的，为民众的，为少年的。”不久，他全文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文献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随后他赴法国留学和在河北定县工作了几年，抗战期间，他到重庆重新主持《中央日报》副刊。1942年1月，郭沫若完成了历史剧《屈原》的写作，几经努力，孙伏园终于把它发表在“中央副刊”上。蒋介石气极败坏，斥责下属监控不力：“怎么搞的，我们自己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这不行啊！”孙伏园被撤消编辑职务，赶出报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五四运动时，中国有四大副刊成为文化和舆论界的重镇：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其中前两种皆由孙伏园主编。著名报人戈公振先生如是评价孙伏园：“以言副刊之精彩，举国无其匹也”，遂称其为“副刊大王”。
　　
　　三、阿Ｑ的催生婆
　　孙伏园做了《晨报》副刊的专职编辑后，寻思着要好好经营这片园地，把它做出成绩和影响来。孙伏园深知，只有有影响的作者和有影响的作品才能打造有影响的副刊。他顺理成章地找到他的老师鲁迅。1921年底，孙伏园笑嘻嘻地来向鲁迅约稿。他圆圆的脸上一团和气，开口说话轻声细语，让人无法拒绝。
　　正好阿Ｑ这个人物形象在鲁迅的脑海中盘桓多年了，每次一有写作冲动，鲁迅觉得时机不成熟，便将它按下去；再浮上来他又按下去。如此几番数次，“阿Ｑ”这个人物已越来越鲜活、丰满，呼之欲出。他跟孙伏园说起这事，孙伏园觉得太好了，他正需要这样的作品！
　　从1921年12月4日起，《阿Ｑ正传》在《晨报副镌》上连载。鲁迅刚开始淡看了连载的压力和孙伏园的约稿功夫。后来发觉自己上了“贼”船，“苦”不堪言。每七天必须交一篇稿，那时鲁迅工作虽然不忙，但没有稳定的住处，流民般东搭伙西搭墙，晚上睡在一间做通路的屋子里，屋子逼仄，只有一个后窗，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
　　孙伏园可不管那么多，他仿佛早就意识到自己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似的，每个星期按时笑嘻嘻地来到鲁迅跟前，细细地说：“先生，《阿Ｑ正传》写好了吧，明天要付排了。”鲁迅恼火地称孙伏园催稿为“周考”。孙伏园毕竟是鲁迅的学生，有时他怕不能及时拿到稿件，便动员周作人做鲁迅的工作。那时周氏兄弟情深，周作人吹下耳边风的效果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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